郑永年：十八大与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2）

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欧洲。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城市工人罢工和各种抗议形式（包括自杀）是对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反应。所不同的是，中国还存在着农村农民的抗议运动。尽管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欧洲当时的程度，但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停留在低水平，中国很有可能演变成欧洲的发展道路。

中国所面临的第二种是东亚道路。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走的道路和欧洲不同。在强调市场的作用方面，东亚经济体和欧洲类似，但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则很不相同。无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东亚经济体的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鉴于欧洲的经验，政府往往先发制人，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从而避免了类似于欧洲那样的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

在东亚，只有韩国有比较激烈的劳工运动，但仍然远较欧洲温和，其它经济体由于社会政策的确立而得以和平发展和转型。不难看到，这些东亚经济体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造就了经济奇迹，而且也造就了社会奇迹，即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在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改进能力、特有的企业终生雇佣制度、政府方面的工资倍增计划等因素，很快促成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在台湾和香港，中产阶级的成长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和政府方面的社会政策。新加坡政府的作用更大，建国之后就确立了“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后来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出台和完善医疗和教育政策等，为中产阶级造就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

要避免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所面临的第三种选择就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道路。从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也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也会出现此陷阱。从经济上说，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建立内需社会。但内需社会的建设不仅关乎于经济，还有两个方面的关键因素。一是在于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经济体，内需社会都是依赖这两个要素建立起来的。这两方因素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实际上，内需社会和中产阶级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

中国如果下一阶段找不到社会政策改革的突破口，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要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有可能导致激进的政治变化，包括民主化。和其他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中国也会陷入可以称之为一种“低度民主陷阱”的局面。无论在拉丁美洲、非洲还是亚洲，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一种结果，其前提就是低度民主陷阱。东亚经济体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中等收入升级到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政府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但一旦在经济低度水平的时候发生大众民主化，一个社会很容易进入低度民主陷阱。在这样的社会，大家谁都接受民主这种形式，但民主往往演变成为政治恶斗，各派政治力量动用自己的支持力量，争取分蛋糕，多分蛋糕，而没有任何政治条件，促使政治力量把精力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对中国来说，这三种道路选择都有可能。尽管不同的客观因素，在推动着中国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执政者主观的选择也很重要。执政者可以动员资源去避免一些不理想的路径，而把改革道路导向另一些理想的路径。很显然，在这些改革道路选择中，东亚道路比较理想。不管如何，和平发展是中国一直在坚持走的改革道路。面对新的形势，要继续走这条道路，就要大力进行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改革的突破，不仅有利于消费社会的确立，从而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未来大众民主化，打造一个理性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