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海薇：县处级干部工作倦怠的原因（2）

5.行为上：倾向于逃避工作任务与职业责任，降低心智付出，工作变得机械化，工作效率降低，工作纪律松弛，不信任正式组织，倾向于加入势力小团体，组织承诺度与忠诚度降低，迷恋权力与权力的私人收益，忘记了权力的民本来源。这些错误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监控，就会形成道德方面的亚健康与不健康，甚至做出低于社会普通道德水平的事情。广东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一次供出100余名处级以上官员(13)，而团伙中多人谈到自己的行为主要是从众以获得心理安全感，认为“别人收钱养女人，自己不收不养，就会被圈子排斥”。

(二)县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的危害

各级党政干部的工作倦怠，都会对国家管理的质量与效率、对党和政府组织的声誉与信誉产生重大的危害。其中县处级党政干部角色关键，以广东省为例，在省委省政府、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市及厅级地市，处级干部是各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而在县处级市县，处级干部就是当地的当家人，他们既要努力贯彻落实党中央与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又要认真完成地方事务的精细管理，既要实践党员对党组织的忠诚承诺，又要实践公务员对人民的责任承诺，这个群体的工作倦怠，以及其中个别人的失职腐败，将极大地影响广大民众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将对我国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重大损失。

1.侵蚀政府公务人员应该坚守的领导品德，损害党与政府在民众心中的良好声誉。普通民众因事务接触厅局级领导的机会很少，县处级党政干部通常是民众能够接触到“最大的领导”(14)，这个群体的领导品德状况常常被民众泛化为对各级党政干部的整体性评价。与科级干部不同，县处级干部因“晋升天花板”限制，大多数会滞留在这个级别，因工作倦怠而逐渐放松了自我品德约束的情况较为突出。行政领导品德高于社会品德，是党政干部应该表现出的诚实性、正直性、服务性、包容性、自律性、敬业性等品德特征，良好的行政领导品德会对工作绩效产生积极作用，促使干部“不计得失、不惧毁誉”地完成党与人民交付的历史使命。但是工作倦怠引发的个体在认知与行为方面的偏差，使一些干部的领导品德达不到民众期望，个别人甚至损害人民利益、中饱私囊，低于了普通社会品德，严重损害了党与政府的良好形象与声誉，影响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2.削弱政府机构中积极自发的组织公民行为，降低党政干部对党和国家的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自主的有利于组织的个人行为，可增强组织成员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有益于组织的功能实现和效率提升，是与组织承诺密切结合的行为。组织承诺是“个体使行动符合组织目标和利益的内化规范压力的整合”(15)，包含感情承诺(对组织的感情依赖)、持续承诺(保留组织成员身份的坚持)、规范承诺(在组织中的责任义务感)。政府与党组织是当今中国社会中最正式的组织类型，具有最严格的组织规范，对组织成员归属感与承诺感的要求也最高。党政干部积极主动的组织公民行为与高水准的组织承诺可促使其以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事业心来努力工作。但是工作倦怠会逐渐消磨掉党政干部自发的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显著降低其组织承诺中的规范承诺与感情承诺的水平值(16)，即降低了党员干部对党组织、对政府机构的责任感、归属感与工作投入度。此次广东调查揭示出工作倦怠与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倦怠越严重，组织公民行为越少，与学者在河南省党校处级干部培训班的调查结论相同，不同的是，我们发现广东省男性与女性党政干部在组织公民行为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而他们发现河南省男性党政干部组织公民行为得分略高于女性(17)。

3.混淆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与个人私利，放松党政干部应该坚持的廉政操守。在调查中，县处级党政干部在工作倦怠的自我归因中选择“价值感缺失”的频度最高，达到82.7%，分析发现可按任职时间将县处级党政干部分为两类亚群体，一类是34—45岁组，晋升处级≤5年，对工作尚怀有较大的热情，但对个人利益、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不能稳定坚持，有 35.1%在“会优于关注民众实惠而考虑个人业绩”问题上选择了“有时会”。而46—58岁组(任职＞5年)，自陈“人到中年，对工作价值与个人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感到了深深的困惑”，71.9%在“与企业、商界工作的同学比职业成就感”中选择了“低”与“较低”；两类群体都反映出个人价值和工作价值的冲突问题，凸显了价值混淆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复杂互动影响(18)。公私价值观的冲突与个人成就感的缺失会导致干部们在工作中处于停滞与困惑状态，当心理天平倒向个人利益时，就会采取对应行动，一些人降低了在工作中的付出，另一些人则加大了在工作中的索取，极少数党员干部放松了自己的廉政操守，逐渐从“不贪” 到“小贪”，再发展成“大贪”。中纪委通报全国2010年与2011年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与4843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与777人，通过相关新闻报道，可以发现许多干部落马后自我剖析失足心理，认为没能积极应对工作倦怠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4.降低党政干部在工作中的责任感与效能感，影响其本人与整个组织的工作绩效。调查发现：工作倦怠显著降低了县处级党政干部的工作责任感与效能感，责任感降低，使其不断降低工作中的情感、精力投入，以消极方式维护不健康的心理平衡。效能感降低，使其逐渐丧失对工作、对服务社会的自信心，低估自己的能力，降低了对新任务或艰巨任务的承担意向(19)。调查显示：工作倦怠与自我效能感、工作绩效、潜意识离职意向多个变量之间有较为显著的相关，工作倦怠严重的县处级党政干部，自我效能感偏低、潜意识离职意向较高，最终导致个人工作绩效显著降低，使其更难得到组织、社会、民众的肯定，减少了获得积极信息反馈的可能性，进而形成工作低效与工作倦怠互激的消极循环，成为不少县处级党政干部自己难以破解的一个困境。

调查还发现，在省市直属机构中，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具有群体性行为的特征：(1)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工作倦怠程度与部门成员工作倦怠的比例、程度显著正相关，部门与部门之间工作倦怠水平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处级干部工作倦怠，还会使下级因得不到有效指导而工作困难，也容易发生倦怠，上级“消极榜样”的劣性示范影响非常突出；(2)同一部门或同一层级的党政干部之间具有较强的行为模仿现象，工作倦怠通过消极暗示会快速传染其他人。个体与群体工作倦怠的综合结果就是严重降低了政府机构的整体工作绩效。

5. 削弱党政干部应该拥有的身心健康状态，危害现代社会应有的健康生活与秩序。工作倦怠引发党政干部身心方面的一系列不健康状态，生理、心理、社会适应与道德四大方面均会出现问题(20)，轻微的，个人身心失衡，影响人力资源价值与工作状态，进而影响组织绩效；中度的，可能是综合性的身心疾病或较明显的心理、道德偏差，严重的，会导致生理重大疾病以及心理变异与行为障碍等。近年来不少党政干部职务犯罪，不仅金钱上贪得无厌，还有赌博成性、复杂的性关系等特殊行为偏好，远远偏离了正常人的心智状态。例如，原增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邱伙胜为满足情妇所需，向他人“含泪索贿”。而其他地方的个案更具典型性，如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的性对象多选择不敢反抗的女下属，用滥交作为自己“工作辛劳”的补偿，是典型的心理变态(21)；巫山县原交通局局长宴大彬受贿只收崭新连号人民币，喜欢数钱时的手感与嗅新钱的味道，是一种典型的行为变态(22)；宣城宣州副区长章宏斌竟丧失理智杀死了情妇(23)。这些人不仅个人在身心、社会适应与道德方面不健康，还因他们的行为危害了他人的身心健康与安全，破坏了社会的健康生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