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泽滨：听听邓小平怎么说＂中国模式＂（2）

3.邓小平模式及相关概念使用的几个鲜明特点

根据对邓小平用词和阐释的分析，我们注意到，邓小平模式论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除了上面分析的内容外，尚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他在使用模式概念和相关概念时，有贬义和褒义之分，也有否定和肯定两种态度。如，说某某模式“落后”、“僵化”、“封闭”，某某模式“成功”、“正确”、“有效”等等。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指出：“经验是两方面的，一种是好的、成功的经验，另一种是不好的、失败的经验。”。邓小平对外国的模式、苏联的模式，大多持贬意和否定态度，对中国模式、或谈话对象自己的模式则持褒意和肯定态度。如，说苏联模式“也并不那么成熟”，“是一种僵化的方式”，说赫鲁晓夫“大话吹破了”；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肯定中国“七年多的时间证明，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有效的。”邓小平对中国过去的模式大多持否定态度，对改革开放后的模式大多持肯定态度。如，说“文革”前：“我们过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方式，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在国际上是闭关自守。所以，经济虽有发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说改革开放后：“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里的“路线、方针、政策”其实也具有模式的含义。

二是邓小平进行褒贬、肯定和否定时把握标准和尺度，主要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邓小平对苏联模式也没有全盘否定，对中国模式也并不是全部肯定，他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如说“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而我们也犯过许多错误，“主要是我们自己搞得太急了，违背了事物的客观规律”。他总结说：“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遵照毛泽东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政策时，我们就会成功，否则就会受到挫折。”

三是充分肯定中国经验的“适用性”，但坚决反对“照搬”模式。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在前进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认为国情不一，问题也不尽相同，解决的方法也不能照搬。他说：“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自己去总结，都是一个模式不行。”关键是不能“照搬”。“照搬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的”，不管是谁的模式都不能照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外国经验不可照搬”，“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

最后，邓小平思考模式问题的落脚点是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他紧密联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思考模式问题，在探索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来把握模式问题。因此可以在一定意义说，邓小平的中国模式论，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深刻解答。

一、在批评苏联体制中反思“中国模式”

学术界对邓小平批评苏联模式的论述关注较多，但有些论述或是把关注点放到揭示苏联模式的弊端上，或是讨论对我国建设的影响，或是分析历史教训，观点正确，但深度挖掘不够。有些论述从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角度立论，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但没有从中国模式的角度切入，未从中国模式的意义上阐述。而邓小平的中国模式观，在批评苏联模式中开始酝酿、发酵，在反思苏联模式中不断系统、升华。

1.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

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并不是就苏联本身来谈的，而是结合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历程来思考。“文革”结束后的一个较长时间内，邓小平集中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分析批判。早在1977年10月23日就说过：“建国初期接受了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1]这反映了他对苏联经验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同时也可看出侧重点放在“不好”的一面。1978年11月27日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指出：“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2]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领导人若阿金·希萨诺时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3]那么，苏联经验中“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学苏联”究竟学来了什么？带来的“很多问题”有哪些？

一是搬用了苏联的企业管理方法。1980年4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过去学习苏联的企业管理方法，许多企业追求大而全。”[4]后来还说过“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5]这种做法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照抄了苏联的军工体制。1986年6月3日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的军工体制基本上还是苏联的模式。苏联体制的突出问题是军事工业孤立地一马当先，带动不了民用工业，带动不了整个经济和技术。”[6]他认为军工力量不纳入整个经济发展范围，是极大的浪费。三是因袭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同中央领导谈话时指出：“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他明确指出“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7]。四是仿效了苏联“不是很成功”的政治体制。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视察东北时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8]把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分析的比较充分。1986年9月29日在与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时深刻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9]因此，必须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