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泽滨：听听邓小平怎么说＂中国模式＂（3）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苏联模式的本质：形式主义和僵化！1977年11月3日，在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说：“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认为一切都是苏联的最好，其实很多并不是这样，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这妨碍了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落后了。”[10]邓小平分析苏联模式的弊端，并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从思想方法入手，从认识论的根子上找原因。1985年9月14日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时谈到：“我们过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方式，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11]历史一再证明，“僵化”和“捆住手脚”必然导致封闭，封闭造成落后，落后就要挨打。问题并不是落后本身，而是明知落后却又不愿承认自己落后。早在1978年11月中邓小平就指出：“苏联就吃这样的亏，自以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其实农业、技术都很落后，结果是自己骗自己。”[12]不容否认，苏联后来的逐渐衰落、乃至最终解体，都与苏联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自欺欺人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和社会心理直接相关。邓小平的分析站位高，立意深，对我们认识苏联模式的弊端，探索中国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2.列宁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邓小平的模式思考与探索，从来没有脱离他的理论主题，而是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来谈问题。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没有完全搞清楚，就连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苏联也是如此。他联系刚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展开他的思考：“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3]邓小平说几十年来人们对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是完全符合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的；赞赏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是对中国当时改革开放决策所作的一种理论溯源；说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是告诫人们不要迷信苏联模式、要从苏联模式中吸取教训。

从公开文献中我们看到，邓小平最早谈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时间是1985年，但实际上，邓小平早在20年代在苏联工作时，就已经亲身感受过它，在改革开放之初才又把目光投向了它。邓小平在1979年元旦访美的晚餐会上，同美国著名实业家、时任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的哈默谈话时，谈到了新经济政策。据这个曾经在20年代与列宁进行过经济交往的哈默后来回忆，邓小平和他谈得非常愉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邓一直通过翻译同我谈话。他想知道我同列宁会面的一切情况，以及我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感受。”[14]为什么邓小平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那么感兴趣？因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发展商品经济，是对人们心目中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种突破，也是最早的一种经济改革思路，这才引起邓小平的多次关注，并且把它的思想精髓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加以运用。与哈默见面一年之后的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的谈话中，客人提出一个问题：“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邓小平回答时，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引入中国，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15]以后，又在不同场合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达10多次，为我们突破传统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才有1992年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3.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墨守成规只能导致失败

邓小平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多次提出批评，但在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问题上，则是比较寡言和谨慎。邓小平在公开讲话和谈话中涉及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并不算多，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与本话题直接相关的4次。1次是两人面对面持续3个多小时的谈话，2次是与外宾谈话中表达他的态度，1次是在南方谈话时涉及。几次谈话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墨守成规只能导致失败。

上个世纪八十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时间人们纷纷把苏联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了戈尔巴乔夫身上。但中国领导人并不这样简单化。1987年3月19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总督让娜·索维，当客人问到如何看待苏联改革问题时，他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看一看。”[16]为什么要“看一看”？因为苏联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不一样，它把重点放在政治领域，而较少触动整个模式的基础――经济体制，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改革理论是不一致的，所以要看一看。“看一看”过后的结果如何？两年后的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见面。在这被称作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中，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中国存在，苏联也没有真正解决。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时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7]恰恰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说：“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现实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18]应当说，戈尔巴乔夫还算坦白，但并不诚实。他在苏联大肆散布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他骨子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认同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数的。邓小平接过戈尔巴乔夫的话题阐发道：“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9]苏联人的逻辑就是这样展开的：开始唯我独尊，认为“只有一种模式”，这就是他自己的模式，并且要别人照此办理；后来在世界发生了变化的条件下没有前进，反而“墨守成规”，不愿改革；其结局自然“只能导致落后”，最终“甚至失败”。邓小平这席话，是在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的两年前发出的，以他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判断力对苏联后来的“失败”做出了科学预见，这是因为他早就看到了苏联僵化的模式已经没有生机与活力了，是注定要失败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大肆兜售所谓“新思维”，搞乱了苏共全党和全社会的思想；改革先从政治体制入手，社会动荡不已，苏联改革举步为艰。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回答阿曼德·哈默博士怎样看待苏联国内问题时指出：“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20]这个“不同看法”，在上述会面中，已经深入地阐发过了。只不过是双方面对面的交谈，表达还是比较婉转的，但到了1992年1月20日的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就显得毫不客气了，他径直地说：“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指出“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21]邓小平关于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就会出事”这个说法，被中国的八九“政治风波”所部分证实，也为苏东巨变、苏联解体所完全证实。

分析、解剖、批评甚至批判苏联模式，是因为我们曾经受苏联模式影响较大，给我们带来了沉痛的教训，还因为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很多经验。邓小平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22]1985年9月14日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说：由于学习苏联模式，束缚了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这就造成在国际上闭关自守，因此，“经济虽有发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23]1985年9月18日会见加纳国家元首杰里·约翰·罗林斯时还说：“过去我们照搬苏联模式，也有发展，但不顺当。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24]造成我们发展“不理想”、“不顺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模式在作怪。抛开苏联模式，“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