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香港高等法院：于物质中显敬畏（2）

古意律师

待庭审开始，控辩双方的大律师立刻成为法庭主角，法官消极聆听，庭审节奏由律师掌控。

“当时旁听时觉得，在香港当大律师真辛苦。”现已供职于内地某律所的刘海滨说，“开庭前的准备省去，光庭审，就是对智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尤其是刑事案件，交叉盘问一名证人有时长达两三天，律师都必须站在自己的座位前，不能像美式法庭那样在庭上走动。”

有时站得久了，律师还会偷偷把鞋子脱掉，面不改色，继续辩论，并不时称呼对方律师“my learned friend(我博学的朋友)”，“令我这内地来的学生忍俊不禁”。

就像人们找中医时总喜欢找胡子长的老先生一样，在香港找大律师，人们也倾向于找年资深的。年资深浅怎么看？一个形象化的标准便是假发了。假发越旧，年资越深。所以，一眼望去，法庭上大律师们的假发几乎都是灰灰的。

有至少两个大律师对王宇说过：“我们为了让假发看起来更旧一点，故意不怎么清扫。”

关于律师的穿着，还有个小插曲。在一般大律师的黑袍后面，有一个小口袋，历史上用来收取报酬。如今香港的律师收费高得惊人，“那因不屑于直面钱财而设置的小口袋，是英国绅士的古意了”。

辞别英国绅士古意，中国传统古意的“师徒制”仍然被香港律师界所传承。

香港律师制度沿袭英国，分为大律师和事务律师——大律师出庭辩护，事务律师做公司上市等实务。事务律师以合伙为主，而大律师则都是单干。“港剧里在法庭上戴个假发的是大律师，大律师是不准做广告的。”刘海滨说。

不同于内地的司法部，香港律师由自己的行业协会自行管理。管理大律师的叫做大律师公会，管理事务律师的叫做律师会。

若想成为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的大律师，法科学生需就民事、刑事两种诉讼，找两个师父培训一年。培训结束，通过认证，这些年轻人就可租住办公室，等待生意了。

在香港，大律师不能直接与当事人会面，他们接洽生意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事务律师介绍——遇到需要出庭的案子时，事务律师会找大律师代其出庭。这时，“师徒制”就发挥作用了。

如果说事务律师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缺乏人情味”的合伙制，那么大律师的师父们则往往凭借自己的人脉关系，为徒弟们打开局面、寻找案源。同时，大律师公会还会与法律援助署达成默契，每月保证一定数量申请法律援助的案子交由年轻大律师代理。

一次，王宇拜访大律师公会，年轻的大律师借讲解“师徒”关系之际，将自己的师父“扎实地称赞了一番”，颇具人情味。

王宇深信精神与地位都有物质反映，对于律师——香港法庭的主角——在香港社会中的地位，他这样说道：“还是那个判断，既然律师的收入很不错，地位自然也就不低了。”

然而选择做大律师的法科学生却不多。成为大律师和事务律师之前都需一定的实习期，但后者有工资，前者却没有。“而且，大律师的市场很小，事务律师的市场要大得多。所以，大律师的门槛并不高。”王宇解释道。

法庭门前的师爷们

在香港法庭门口，总能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游走于法庭和律师楼之间，察言观色，寻找可能需要法律服务的人递送名片，以“物美价廉、万事不难”之名极力推销。

这个群体有着一个响亮而复古的名字——师爷。他们的工作是拉案源。前述提到，香港大律师的案源大多来自于事务律师，但人在家中坐等案子上门，总还是不够的。于是，在大律师和事务律师之外，师爷便出现了。

等把客户拉到律师楼提供拉长战线的服务时，师爷们便开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钱一点点多收”了。客户一想到打赢官司，眼前这些花费与将获得的益处相比，总也算不了什么。

普通法对律师的执业伦理有着很高的要求，不能作假便是其中之一。师爷不是律师，故不受此限，但在王宇看来，师爷又充当了为客户提供法律意见和服务的角色。

“他们知晓法律的关节和要害，也知道什么对客户有利，什么对客户不利，那么，在实践中，律师和大律师不能做的事情，可以由师爷来做。”王宇说。

和王宇一起实习的一名大一学生见此状问法官：“如果律师根据师爷提供的虚假信息去打官司，律师本人会因此受到追究吗？”

法官答：“他们不会因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而受到处分的。”但是否知道，局外人恐怕很难证明。所以法官接着说：“如果留意一下，法庭门口都会明文提醒，让人们当心这些师爷。”

学生又问：“为什么不采取一些更主动的措施来禁止师爷的存在呢？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难道就没这方面的想法吗？”

法官笑了，说：“毕竟，师爷是会给律师带来生意的，他们总不会砸了自己的饭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