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绪程：十八大后中国面临的挑战（2）

袁绪程：这就是问题所在。估计在短期内不会同时发生，至少两三年内不大可能。除非决策层犯错，比如应对社会矛盾，用左的激进手段“劫富济贫”，或反腐过急，吓走形形色色的隐蔽的公开的众多的资本阶层，引发巨额资金外逃，带来严重的后果。新兴国家市场投机盛行，最忌的是资金大规模外逃，中国也不例外，甚至更为严重。如果发生资金大规模出逃，不论成因，总是伴随着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被大规模抛售、资产泡沫破灭、人民币贬值、大量企业倒闭和民工失业的联锁反应， “地方财政金融互保联动加中央政府兜底”机制也会顷刻瓦解。中国本身就像一个世界，如果出现危机，那一定是系统性的，一定是“多米诺骨牌倒塌式”的。

重启改革的可能性

战略与改革网：十八大以后是否会启动改革？

袁绪程：我想会的，这只是时间问题。最近以来，民间尤其是媒体改革的呼声非常高，官方也在“高调”改革，似乎人人都在唱改革。但这并不表明朝野之间，各阶层之间唱的是一个调子的改革。即便使用同一个改革词汇，亦并非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此外，正如毛泽东所说“听其言，观其行”。“改革”这个词已被神圣化了，已讲了30多年了。其实，有许多的改革并没有落实甚至是只讲不做。高调改革往往会抬高人们的期望值，产生更大的心理落差。不过，相比十年前，改革的意愿更迫切了，改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因为经济在滑坡，社会矛盾在加剧，内外的压力都在加大。正如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所说“改革有风险、不改革党有危机”，这正是基于人们对改革或不改革的风险和收益的判断。

战略与改革网：您能否谈谈这十年来政改在认识上的“差别”？

袁绪程：你还记得吗？十年前，也有政改的呼声，但后来沉寂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政改的需求不足。不搞政改，经济照样发展，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生活改善了，吃穿不愁，高枕无忧。但十年后的今天，情况发生变化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危机意识强化了。十年前，转型过快而又深陷经济泥潭的苏东诸国似乎在“警示”中国不要急于“民主”，也给中共增添了不少自信。人算不如天算，不料十年后苏东“过坎”了。而不愁吃穿的埃及和利比亚等中东诸国也发生“改朝换代”的革命了，让国人大吃一惊。可见，不愁吃穿的物质生存底线并不能保证老百姓不造反。反而证明，不改革同样可能出现令人恐怖的动乱或革命。二是不改革，就不可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不能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经济不能长期稳定发展，社会所有的问题都会暴露出甚至尖锐化。即便五年内不出大问题，那后五年爆发又怎么办？即便维持十年不爆发，十年后爆发又怎么办？要知道，到那时五零后甚至四零后的大部分人都还在世，如果发生埃及式的剧变或革命清算，能逃过这一劫吗？三是不改革，也就难以转变传统的执政方式。用传统的统治手段能“统治”在互联网海量信息中长大、且崇尚自由的九零后、零零后吗？能保证他们不造反不闹事吗？

上述“问题中的问题”，决策层不会想不到或看不到。如果我们不是从负面——即风险层面想，而是从正面——收益最大化的角度回望，改革开放正是中国三千年大变局、现代化百年复兴的继续。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如果这代人不改，下代人也必改。正如浩浩荡荡的黄河即便一时向北，最终还是东流去一样，改革也有反复甚至倒退，但总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不可改变的。这是历史的潮流，顺潮者昌，逆潮者亡。识潮流审时度势是政治家的本性。优秀的政治家不仅顺势而为，而且能创造历史。历经多灾多难的传统文明古国--中国，经过百年激荡、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已经走到旧时代与新时代交替的门坎，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善良的人们都希望，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未来十年，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十年；是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十年；是奠定中国世界性大国地位的十年。抓住这千年难逢的历史机遇进行改革，应是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但是，改革不会一帆风顺，其中的巨大风险也不是局外人所能感受的，不能操之过急。

跨越式改革需要伟人

战略与改革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改革者。历史的回报与风险成正比，越是需要敢于承受风险的改革者？

袁绪程：是这样的。和平时期或体制固化时期是出不了也不需要伟人的。伟人往往产生于战争时期或历史转折时期。中国长期战乱，出了个毛泽东。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打赢并结束了战争，统一了中国，为现代化创造了和平建设的空间；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三、四代领导人沿着邓的路线，推进了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建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加入了世贸组织，结束了短缺经济，初步消灭了贫困，把中国带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果第五代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跨过“历史的三峡”，完成市场化改革，奠定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治化的基础，将中国带入或接近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就有可能比肩或超越毛邓。当然，实现上述宏伟目标，完成这极其艰难且充满风险而又伟大的历史使命，需要非同寻常的个人素质和阅历。有人认为，第五代领导人是非同寻常的一代，他们身上既有职业管理者的才能，又有第一代革命家的素养，其中一些人集“清廉、权威、能力”于一身，更重要的是，他们身后有着不寻常经历的、饱经磨难的整整一代人。因此，人们有理由寄希望于亲历了文革之苦，又参与了改革开放；既当过工人农民，又上过大学；既受尽磨砺，又阅历丰富的第五代领导人。这或许是历史的机缘。中国的伟大变革需要伟大的政治家，正如当今的中国企业虽需要职业管理者，但更需要创新的企业家一样。这是一个呼唤伟人的时代，因为中国正在跨越时代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