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改革共识正在形成

吴敬琏:改革共识正在形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近日发表题为:“怎样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的主题演讲。吴敬琏表示,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但是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就使得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延续,并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形成了改革的共识。

“两头冒尖”愈演愈烈

所谓“两头冒尖”,其实就是一种新体制和旧体制之间的矛盾。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另外一方面,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种遗产的大量存在使得现行体制不是一个很完善的体制,是一种统治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存在的体制。

吴敬琏说,“两头冒尖”的关键问题在于,这种过渡性质的双重性是此消彼长,还是此长彼消?是旧体制逐渐的消退、新体制逐渐成长完善,还是反过来,停顿、倒退,回到旧体制?如果是新体制逐步扩大,它造成的结果是正面的,是积极的。

一方面是因为原来没有得到利用的,或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得到了利用;另一方面,因为城乡分割这个旧的增长模式被打破,使得原来在农业或者传统产业中就业的低效使用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转移到了城市工商业或者城市中的比较高效率的行业,使得我国增长中的效率提高。由于我国能够更多地利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我国的生产效率有了提高,这就支撑了我国改革30年来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到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更是加快,使得我国在最近20年的GDP年增长率甚至超过了10%。到了2010年中国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吴敬琏说,“就是说这个旧体制的遗产阻碍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他认为这种旧体制命令经济体制造成的主要后果,在中国来说,一个是使得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延续。因为这种模式是由强势政府主导的威权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增长一定是依靠资源的投入,因为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员资源和指定资源投入方向的能力,所以这样的粗放的增长模式就会延续下去。另一个后果是,因为行政权力、政府权力大量干预经济活动,就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因此腐败的蔓延很难制止,不管是用思想动员还是用严刑峻法。

吴敬琏认为,想要解决这种局面,就必须转变经济的增长模式。目标模式就是中国政府提出的要实现从依靠投资来驱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原有模式则是强化国家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干预,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国家投资来推动增长,东亚国家的讨论中把它叫做威权发展模式。

转模式存在体制性障碍

吴敬琏指出,中国旧的增长模式的特点就是靠投资的增加来维持高速度增长。这样的增长模式恰恰应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做出的分析。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他分析的就是当时西方国家主要靠投资的增长模式。马克思说,这样靠投资来维持增长,结果一定是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降低,它的结果主要是两个。一是产能过剩。因为投资增加,产能就不断的扩大,而消费率降低,表明最终需求不足,那么就出现了在19世纪很典型的经济危机。从政治上来说,因为分配的格局是由生产的格局决定的,投资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收入分配中,就造成了所谓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由于选用靠投资的增加来维持高速度增长这样一种增长模式的国家都发生了同样的问题,所以中国在“九五”计划以后明确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方法就是要实现从依靠投资来驱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在党和政府的文件里面,从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的计划的建议以来一直是把“从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模式”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主线。但是成效有限。吴敬琏认为,原因总的来说是存在体制性的障碍,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主要有三点。

第一,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扮演主导的角色。我国农村的土地是属于集体的,城市的土地是属于国有的。于是政府就可以在城市化过程中把大量的农用土地转移到城市中来。那么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就以一个很简便的办法拿到了大量的低价土地。土地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掌握住这么大量的土地就使得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国有的,各级政府在信贷的发放上其实有很大的权力。政府掌握了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在资源配置中就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G D P崇拜,这个不光是政府部门的事情,而是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因为各级政府变成了经济的首脑,于是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表现就简化成了经济增长率。这就使得各级政府会动用配制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绩。

第三,价格扭曲。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各种资源的价格,各种上游产品的价格都要往低里定,这就促成了一种粗放增长方式,就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的畸形发展。

“十一五”进一步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要把技术创新转化为商品进而实现产业化却是步履维艰。问题仍然出在体制上,关键在于我国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鼓励创新、鼓励创业的体制。

责任编辑:郭浩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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