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今年四季度将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十八大召开前夕,这套调研长达八年之久的改革方案终于即将出台,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中国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也将成为十八大期间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改革智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增长主义”政府必须转型,增长不能代替发展
记者:有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经济仍将在未来20年保持每年8%的增长。在全球经济疲软,中国出口乏力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下一轮高增长奠定基础。你怎么评价这一观点?
迟福林: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仍有7%到8%的潜在增长力。中国已经开始告别两位数的高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支撑中速增长的因素中,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当然仍起到重要作用,但在我看来,消费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具有两个突出优势:第一是国内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第二是转型与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应该对国内巨大的潜在需求有充分的估计,我想,未来5年,中国对消费需求的释放,可以从现在的16万亿(人民币,下同)达到32万亿,这个数据有官方的预测。到2020年,有可能会达到45万亿左右。如果消费潜力的释放能达到这个规模,那么经济的中速增长就有了最重要的基础。
我并不反对其他专家提出“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增长的说法”,因为中国是个转型大国,投资空间是很大的。但关键是要进行“有效投资”,只有有需求才能形成“有效投资”。比如在医疗、教育、文化产业等方面,老百姓现在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政府的供应却远远不够。鼓励民营经济进入这些领域,就能很好地促进投资转型。就是说,未来几年的关键是以投资转型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来源。
中国正处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的,但城镇化的关键还是人口的城镇化。因此,中国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有效投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投资一定要转型,转型方向就是必须适应国内的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
如果中国继续长期坚持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方式,将会有三个大问题很难解决。第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困难。走到今天,中国的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已经在40%至43%徘徊了十多年,而很难上升到50%到60%。第二是投资效益下降。比如19961997年,1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产出3.17元,但到201005年之后,1元钱的固定资产投资只能产出1.44元左右,也就是投资的整个边际效益在下降。第三就是容易积累增长生产过剩的危机。,例如,2011国内对钢铁的需求只有不到年中国对钢铁的实际需求不超过6亿吨,但实际的产能达到将近98.5亿吨,2012年上半年钢铁全行业的亏损就是由于投资超过需求造成的左右。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加快进行“投资转型”。
记者:地方政府崇拜GDP的情况仍比较严重,崇尚“增长主义”,应如何改善这些状况呢?
迟福林:我提出的第一点是:不能以增长代替发展。“增长主义”倾向最大的特点是把追求做大GDP总量与发展划等号,而这种倾向和做法与公平和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越来越大。土地、环境和资源等都具有不可持续性,所以一定要树立公平、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这样才能够坚持科学发展的本质内涵。
第二,目前中国经济过度依赖行政力量,尤其是在垄断行业里。这就造成了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进展,但总体来讲,还是很难进入某些重要行业。行政配置资源,尤其是对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利于民间和社会资本的进入。因此,应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应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能用行政力量取代市场,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应该逐步缩小。当然,在缩小行政干预的同时,如果政府能够将政策、规划及市场监管等事情做好,会促进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作用。
第三,“增长主义”重视解决短期问题,、而忽视长期发展。中国现在至少应该考虑未来10年能否维持7%到8%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能实现这10年的增长,中国就有可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于财税体制,干部选拔机制等问题,现在更多地关注集中在本届政府和近一两年的情况上,但问题恰恰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所以,应着眼于未来5至10年的发展,来寻求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有效途径。
第四,“增长主义”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现在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是由于公共产品短缺造成的。尽管这些年政府加大了民生领域的投资,但由于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上涨,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与这种公共需求的大趋势仍不完全适应。政府公共服务的重点在于加大公共产品的供给,包括教育、医疗、环境、保障性住房和就业等方面。
近年来,虽然政府转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行政体制、政治体制、财税体制、干部选拔机制等多种结构性因素的共同作用,政府在做大GDP总量,以增长代替发展等方面的矛盾反而更加突出以增长代替发展等方面的矛盾仍比较突出,“增长主义”的倾向也更加严重的倾向也比较普遍。只有解决上述四点问题只有解决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才能终结“增长主义”政府,使政府真正走到公共服务的转型的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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