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政府转型势在必行（2）

收入分配改革是政府转型的关键点

记者：你提出“解决好收入分配、基本服务均等化等主重要障碍性问题，对于刺激消费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是政府转型的关键点。”如何理解这一论点。

迟福林：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政府转型的战略是城镇化，重点是投资转型，而当前的关键是收入分配改革。原因有三点：第一，现在中国正处在发展转型期的一个拐点，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政策不出台，或者改革力度很小，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的发展方式就很困难，因为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和收入分配直接相关。

第二，收入分配改革也是涉及到经济社会全局的一个关键因素，很多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都和收入分配有关。例如，垄断行业高管过高的工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的比例过低等问题，都越来越引起公众的不满。另外，像小学生校车等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因此可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既和经济转型矛盾相关联，又是社会矛盾形成的主要因素又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

第三，收入分配改革还影响政府的形象。由于灰色收入和腐败情况的存在由于灰色收入和腐败问题的存在，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的情绪会逐步加重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的情绪会逐步加大。只有建立起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制度，才能重塑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增强他们对公权力的信心。这些基础制度包括未来的财政预算越来越公开化，、加强财产申报制度、官员财产公开、，工资协商谈判等。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在2004年开始调研，2012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今年四季度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此时正值十八大召开前夕，你认为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迟福林：我想这项改革我们推了八年多我想这项改革拖了八年，首先是因为存在一些判断和理念上的问题。如果认为中国中国总体的分配格局是合理的，那么这个看法就是不对的那么就没必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事实上是，这些年在国民收入的“大盘子”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比例在上升，但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的比重却在有所下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越来越突出的矛盾。直到今天，对此的判断和理念才逐渐统一起来。

第二，是利益协调问题。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是解决利益关系。将来一定会出台相关的基础制度，解决前面提到的垄断行业高管工资过高、灰色收入等问题。这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改革方案直到今天才即将出台，可以说确实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利益博弈的过程需要着眼于全局。例如养老再分配的问题，不能公务员一套养老方案，事业单位一套，企业一套，这样肯定是不符合养老保险的公平原则，是肯定要改的，而改就牵扯到很大的利益问题调整，这就不是短期内可以很快解决的。

第三，收入分配改革是和政府转型联系在一起的。政府过度依赖于垄断行业和国有资本，把做大GDP总量看得过重，就很难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更大的力度采取更深的措施。

所以我认为，在十八大前夕决定出台这项措施，是形势所迫，是发展方式转变、稳增长、社会矛盾和社会转型问题迫使收入分配不得不改，而并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

记者：你在今年的“两会”时建议，本届政府任期内应出台与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相配套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方案。按照当前的进度，你认为本届政府换届前是否能实现？

迟福林：第一，我觉得《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在年内出台的大局已定。第二，此方案的出台会推动一些相关专题方案的出台。可能有一些是本届政府完不成的，但本届政府把这个推出来就是做了一件大事情但本届政府把这个推出来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本届政府不做，下届政府很难开头。再推迟，对我们经济社会转型的大局相当不利。因此，总体方案和一些重要举措一定要在本届政府出台，由下届政府来推动这件事情的落实和相关具体方案的实施。

记者：你说的相关配套方案主要指什么？

迟福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财税体制改革，这个不改很多事情就很难解决，现在本届政府把大的决策定了下来，下届政府就能把它推下去相信下届政府就能把财税改革方案推出来。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迟迟无法出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委之间尚存较大分歧，你认为如此重大的问题，由发改委操作是否是“小马拉大车”？

迟福林：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谁来牵头。我想最重要的是，：第一，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思路、方案能不能跟社会的公共需求相适应很重要。如果顶层设计的很好，哪个部门实施都是可以的。第二，要看中央政府推动的力度。收入分配方案不是靠部门来推动，而是中央政府赋予这个部门职责，由部门来协调。第三，发改委不是方案的决策者，而是承办者、协调者。不应从发改委“小马拉大车”上来考虑这个问题，而要从收入分配方案是不是顶层设计，是不是体现了中央政府有利的推动，是不是赋予了协调部门职责权利来判断。

记者：有专家提出破解收入分配的难题，应推行三次分配，你怎么看？

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主要是解决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矛盾。但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在三次分配上还大有空间，通过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出这点。三次分配的重点是发育社会，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不足这方面我们还有明显不足。三次分配对于促进社会进步，促进良好道德的发扬都有促进作用。国家应把三次分配和社会组织的发育相结合，鼓励支持各公益组织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没有各类公益组织的发展，三次分配就比较困难。

现在中国要解决“切蛋糕”的问题，同时提倡社会的自助、自救，利用社会力量来解决三次分配，国外有一些这样的做法，做得很好。中国的三次分配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会组织发育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