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峰：旷日持久的“模式”之争（2）

多研究问题，少一些争论

总的来说，用国家的发展绩效来证明“民主”或所谓“非民主”孰优孰劣，都犯了逻辑和方法论上的错误。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控众多其他因素，而仅仅通过观察民主制度和国家发展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来判断自由民主主义和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的优劣。可以说，整场争论都是低层次的争吵，大多是先有主观意识形态再去找支持自己的证据;甚至，某个现象已经摆在眼前，再试图在现象与某个特定意识形态之间建立逻辑联系。

我们能不能远离政治发展模式的所谓“主义”之争呢?完全可以。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依然是实现符合国家战略的改革目标，并且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而不是空谈宏论。正如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Stephen Angle(Political Theory, 2005)所建议的那样，在保证现行基本政治制度稳定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应该一方面通过加强治理能力来应对各种挑战，另一方面应该通过对政策过程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加强现行制度的延续性和合法性，并最终实现公共决策的民主参与和科学理性。这才是关心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学者们真正努力的方向。

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对中国政府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化的要求也就更高。近年来广泛受到社会关注的医疗改革方案的出台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到最近的医疗体制改革，就不得不说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布的“中国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批评。中央政府面对媒体的广泛报道，最终启动了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而在整个改革方案起草过程中，先后有10家研究机构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报告(俗称9+1套医改方案)。更特别的是，当改革方案还处于完善阶段时，政府就把未成型的医改方案挂到网上，接受全体老百姓的审议、质询和建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美国政治家们天天为医疗改革辩论，精打细算着MediCare的覆盖率和选票的关系，但政策文件要么只在精英内部流传，要么动辄公布上千页并且不设公众的意见反馈机制，故意让想了解具体政策的普通老百姓望而却步。可见，中国政府其实更加关注解决具体问题，当问题通过媒体或其他渠道反映到政府决策者的办公桌上时，决策者们有时做得比美国还“民主”。虽然不可否认，中国各级政府的政策决策过程还不十分健全完善，但为了解决问题，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确实正在朝着更加科学、民主和透明的方向进步。按照这样的思路，中国各地的基层民主选举、信息公开与政府绩效评估、重大问题公开听证会等这些看似比较温和的、局部的体制改革措施就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

在更为复杂、棘手的国内外环境面前，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充分认识到“思想库”在帮助政府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每隔40天左右就会邀请不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去中南海讲课。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上面谈到的中国医疗体系改革，从议程启动到具体方案的选择，每个阶段都能看到思想库和专家的身影。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到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出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组建“中国最高级别”思想库。这些看似只是思想库领域的具体变化，却可能给中国政治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