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峰：旷日持久的“模式”之争

（原题：“变”与“不变”：社会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思想库）

旷日持久的“模式”之争

关于政治发展模式的争论，从来没有“终结”过。进入新世纪后，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大讨论主要持悲观和乐观两种态度。悲观主义者认为，中国政府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无法应对各种困扰和挑战而最终崩溃(所谓“崩溃论”)，或者认为中国政府应对不了目前的困难，但是又无力实现必要的政治改革(所谓“困境论”)。而乐观主义者则认为，中国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内部将兴起一股民主化的力量推动中国平稳走向西方民主(所谓“民主论”)，或者中国政权中将出现一种弹性的权威主义以应对新的挑战，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仍然是稳固的(所谓“稳定论”)。

这两种态度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作为检查中国问题的基准，认为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就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轨迹没有朝着西方民主制度这个“好”的目标接近。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判断，悲观也好，乐观也好，都围绕着中国能不能顺利实现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转型的讨论展开。

但是，这些争论并没有影响中国沿着自己的轨迹继续快速发展。英国人把这样的发展模式归纳为“北京共识”，以对抗西方意识形态的“华盛顿共识”。与此同时，俄罗斯经济在普京领导下逐渐复苏。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制度的支持者们开始有点信心不足了。2007年美国的《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威权主义大国的回归》的文章，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成功崛起代表了另一种与美国政治制度不同的有生命力的路径，这种路径让人们对自由民主主义制度能否取得最终胜利产生了怀疑。2008年，《外交事务》杂志又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由主义制度还能幸存吗?》的文章，文章作者对崛起中的中国给西方制度合理性带来的冲击深表担忧。

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让这场旷日持久的有关政治发展模式的争论有了新的话题。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欧元债务危机给西方发达民主体制带来不小麻烦。包括美、英、意、法这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先后发生了政权更替。而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社会精英在西方国家掀起了对现行制度的反动。一边是左翼精英所支持的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发起者要求国家加强对金融资本家的监管，提高就业和社会福利;另一边是右翼精英所支持的“茶党”运动，他们反对现行体制的具体行动就是把选票投给金融资本家和商业精英代表的保守党，这也导致了美国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的挫败。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给世界其他地方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新兴经济体，俄罗斯石油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经济减速，巴西、印度货币大幅贬值。在阿拉伯地区，无论是在亲西方的突尼斯和埃及，还是在反西方的利比亚和叙利亚，“阿拉伯之春”让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骤然降低。当然，这些阿拉伯国家最近几年暴露出来的国内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为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但金融危机确实催化了这些国家国内各种矛盾的集中暴发。

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论争更趋白热化。前美国副财长Altman在2009年1月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2008年大冲撞：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挫败》标志着西方世界开始对自由民主主义制度进行反思。但有趣的是，那位曾经悲观的《自由主义制度还能幸存吗?》的作者话锋一转，在那一期《外交事务》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自由民主肯定会战胜专制的神话?》。这一回，文章作者对自由民主制度表现出出人意料的自信。文章用诡辩的逻辑阐述自由民主仍然是最好的制度，而专制制度的崛起将使自由民主制度更为强大。专制主义并不是自由民主制度以外的另一条发展模式，而只是通往自由民主道路上的一站而已。最近，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有所放缓，这又正好给自由民主主义者找到证明“非民主制度已经不行了”的证据。在这个背景下，坐落于华盛顿马萨诸塞大街上的两个邻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布鲁金斯学会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抛出两篇报告《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能幸存吗?》和《经济低迷和不稳定的中国：政治改革正值其时?》，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