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峰：旷日持久的“模式”之争（4）

观点独立——思想库的核心价值

思想库观点的独立性应该成为每个思想库共同追求的价值。首先，我们不反对那些在公开场合倾向性地支持某些观点的行为，因为这些观点可能是思想库专家因其教育背景、信息来源和对客观社会价值的独立评判的结果。从整个政策过程角度看，支持不同倾向性政策观点的思想库的存在正是开放的决策过程的体现。但我们反对的是那些思想库依附于某种利益，为该利益偏好进行公开倡导并影响公众和政府政策观念的行为。其次，我们不反对思想库接受政府研究合同将研究成果提交给政府作决策参考的行为(有些美国思想库甚至公开拒绝接受政府研究合同，但大部分美国思想库也是接受政府研究订单的)，因为这样做正是思想库作为政府“外脑”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是我们反对的是思想库接受利益集团的资助，通过递送内部研究报告或公开倡导，试图推动政府制定出有利于该利益集团的政策。总之，为保持观点独立，思想库就必须脱离任何一个群体的利益倾向并且站在更客观的国家和社会立场上去倡导政策思想。但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思想库存在既依附于政府，又依附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可能性。

一方面，思想库可能成为领导决策合法性的工具。目前，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行政体制仍然垄断着主要的政策决策权力。这种既缺乏公众参与又缺乏专家理性的决策过程，制定出来的政策往往受到合法性的挑战。为解决政府出台政策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在今天经常看到的现象是，决策者有时并不是在决策前邀请专家们参加“政策咨询会”，而是在决策后挑选专家参加“专家论证会”;而为促进专家和公众参与的“价格听证会”也变成了涨价“新闻发布会”。这些都是试图为不具合法性的政策披上专家理性的外衣而进行的操作化安排。而思想库专家为了保持和某些官员的良好关系，往往乐于为政府决策进行背书。最近几年，“专家”一词已经被披上了一层“社会污名”，网络上有人戏称“专家教授”为“砖家叫兽”，就是指那些打着专家旗号发布荒谬言论，别有目的歌功颂德的学者。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思想库作为政府外的社会知识精英阶层，他们还有可能依附于利益集团，成为精英联盟的代言人。当思想库缺乏足够的资金时，它们可能为了得到财政上的资助而依附于特殊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与思想库不直接相关的利益通过财团的经费资助过程被内部化了。思想库将在保持独立的公众形象和获得利益集团资助问题上的权衡过程中选择后者，并愿意扭曲自己的独立价值为利益服务——运用专家话语向公众或政府布道，从而努力使集团利益包装为社会利益或国家利益。《瞭望东方周刊》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十大学者背后的财团》的报道，指出中国著名专家与国内利益集团的依附关系。还应该指出的是，这里说的利益集团，不仅限于国内利益，有些还是跨国公司或国际势力。当然，思想库的国际合作是必要的，但中国的思想库在接受海外基金资助时，务必注意资金来源的公益性。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当然是中国所有思想库都站在国家和公众的立场上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持。而目前我们担心中国思想库观点不独立的原因，很重要的是公共研究资金的缺乏。为了维持生计，思想库“求钱若渴”，把主要精力用在“拉项目”上。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思想库专家为了保持项目资助机构的良好关系，看他们的脸色行事的局面。

在这里，我们提倡政府作为思想库产品的最终需求和消费者，首当其冲加大对思想库研究资源的投入。同时，公益基金会、个人捐助者或企业等机构也可以捐助——而不主要以研究课题资助的方式——支持思想库运作。捐助和资助的区别在于，捐助的对象是机构，资助的对象是具体的研究课题。相比较而言，带有更强导向性的研究课题资助更容易与某些利益集团扯上关系。因此，在中国设立政府的政策研究基金;通过法律或政策鼓励社会公益捐助;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制度鼓励民间资本作为研究基金的有益补充;鼓励思想库专家的公益探索行为并自由申请政策研究公益基金等等，都是保障思想库获得多元化的财政来源的有效制度基础。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思想库迫于生计而依附于少数别有用心的资助者，从而丧失独立性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