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中国转型第一推动力——政府

如果讲外需主导增长模式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那么，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必须建立在高工资的基础上，收入越高越好，收入与增长成正比例，唯有如此，才能拉动内需，扩大社会购买力，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确保就业与政府财税收入，同时，经济增长最终又导致工资的增长，工资的增长又进一步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的再增长，所以，这是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系统，其结果自然是增长与繁荣和繁荣与增长。十八大提出增长倍增长与收入倍增计划，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一可以拉动内需，增加社会购买力，推动中国经济再增长，确保就业的稳定，中国内部市场巨大，这无疑是一个诱人的宝藏。二可以改善民生，加速中国进入全面小康时代，化解社会不平等的矛盾，推动中国和谐社会的发展。收入倍增推动增长倍增，或者增长倍增导致收入倍增，但是，问题是如何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呢？或者如何实现增长倍增呢？哪一个为先？谁是第一推动力呢？

企业是第一推动力吗？实现收入倍增，企业首先要实现增长倍增，那么，企业如何实现增长倍增呢？一是建立在企业生产效率倍增的基础上，这就需要创新，或者二是在企业生产效率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建立在社会收入倍增的基础上，这就需要提高工资，但是目前中国企业增加工资的空间非常有限。企业给员工增加工资的前提是生产效率与利润的提高，而中国企业现在的竞争力来源于低成本特别是劳动力廉价成本，所以，如果增加工资，中国企业也就将失去自身的竞争力，结果不是企业倒闭，就是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或者转移到海外，而企业员工可能面临涨了工资，但没了工作的处境，对此如专家分析的那样，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增加劳动者报酬，但增加工资的副作用是降低就业的增长，当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时候，就业增长会减慢一个百分点。增加工资给劳动者报酬，会增加每一个有工作人的报酬，但不能增长所有劳动者报酬的总和，就是因为增加工资以后，参与劳动的人数会降低。保企业，才能保民生，企业跨了，也就谈不上收入倍增。

社会是第一推动力吗？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内需的拉动主要依靠信用消费模式，所谓信用消费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债务消费模式，既然企业给员工增加工资空间有限，而政府又是非生产性机构，所以信用消费模式是唯一能够被接受又能够拉动内需的手段，它能够提升内需的空间，推动经济的繁荣。信用消费模式出现于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美国当时出现的柯立芝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消费模式，事实证明分期付款方法可以为经济繁荣提供支持，以将来作为抵押，同时让企业始终维持运转，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根据经济学家对美国上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预算，所有零售额的15%都是采用分期付款的形式完成的。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信用消费模式达到发展的顶峰，甚至泛滥的程度，伴随信用消费的发展，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的繁荣。同时，它能够迅速催生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推动社会结构向橄榄型方向发展。但是，信用消费模式的致命弱点是它建立在债务基础上，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人因为信用消费模式已经把以后几代人的钱都花完了，一旦债务危机爆发，人们突然发现所谓繁荣只是非理性繁荣，所谓中产阶级梦想只是一场梦幻。

政府是第一推动力吗？既然以上两种方法都不足以拉动内需，或者有很大的后遗症，那么，政府是否可以有所作为呢？事实上，政府不仅是有所作为，而且是主导地位，政府是实现增长倍增与收入倍增的第一推动力。首先，政府投资民生，可以为投资找到新的增长点，之前中国投资集中于铁公基，那么，如果现在转向投资学校，医院，保障性租房，建设养老院等，不仅能够继续拉动投资，而且能够改善民生的硬件环境。其次，政府投资民生，可以将百姓从房地产，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释放和拉动内需，提升幸福指数。政府投资民生不仅仅指硬件的投入，更主要指保障民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包括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或廉价住房，以及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等等，政府应该是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国发展方向应该是福利型国家。其三，内需的扩大，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没有内需，显然这一转型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中国叫得响，但是做得少，已经失去很多时间，其原因在于缺乏第一推动力。其四，政府承担成本上涨的负担，可以为企业减压，提升企业竞争力，保住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政府必须认识到保住企业，才能保住和促进民生的发展。同时从政治意义上讲，政府投资民生，可以化解社会贫富不均现象，化解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最后，投资民生，可以使中国避免和跨越中等国家收入陷阱，从目前的国富民穷发展为民富国强，推动中国走向全面小康时代。所以，政府投资民生，改善民生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同时也应该是中国改革的下一个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