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企业家更倾向精英民主改革路（2）

通过顶层设计与改革，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

对于走向民主的中国政治改革，柳传志希望高层领导能够有一个总体设计，要按照宪法的要求对改革进行系统设计，清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第一阶段做什么，第二阶段做什么。通过这种顶层设计与改革，以便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归纳起来，柳传志所希望的中国的顶层政改与良好的政治体制，大致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不能照搬现在欧美实行的体制。因为，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体制，最好可以做到85分，最坏可以做到60分。坏，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如果优秀的人员被选进去的话，好，有可能做到95分;坏，可以做到零分，甚至是负分。如果通过改革，中国的制度能够做到60分到95分，那就是一种更好的体制。

二是要有目标，即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把普遍公民的权利放在首要地位，关注民生公平。他的理由是，现今中国的人们还有诸多不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就业机会不平等。为此，改革的动因和目的也应该是为了解决公平问题，要走向普遍富裕。他相信，如果邓小平健在的话，改革还是会继续的。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思是首先突破普遍贫穷的局面，让先富者带动人们走向普遍富裕。如果人们不能普遍富裕，这种生产关系就是不正确的，就需要改革。他甚至从新加坡的案例说明，需要先解决民生问题才能搞民主化的政治改革。1986年他访问新加坡的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新加坡不民主，一种认为新加坡好得不得了。实际上，持前一种观点的只有少数教授，绝大多数老百姓觉得生活不错。重要的是先改善老百姓的民生，后面的事才可以做。如果连民生也解决不了，谈不上改革，什么事都做不了。但在民生问题解决后，就必须加强政治改革。基于这些理由，他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层能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保障人权与公民权利，保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因此，改革首先应该让下层群众得到好处，先让他们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最好的改革措施就是国家减少一部分税收，让老百姓直接到受益。的确，中国所要推进的政治改革发展，的确应该坚持民生至上、公平优先的民主化原则。

三是要树立法治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柳传志认为，现在人们还有诸多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法律面前不平等、贪污腐败蔓延等问题。某些官员无法无天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种情况不改革的话，哪一个行业的人能够安心 人心不安，社会就难以进步。因此，他最怕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他说，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无数的教训，我告诫我们员工：永远要小心，不能对政府有任何不尊敬，也绝不给任何人行贿，即使是这样心情也还是紧张。基于此，他希望法律的严肃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加强人民对官员的依法监督，应该按照邓小平在反思“文革”后所指出的，建立良好的制度，使坏人没法儿再做坏事;还要建设法治社会等。不错，政治的法治化，应该是中国政治改革发展的重要目的和内容，但现状却很不让人乐观。

四是坚持精英选举，党内民主选举先行。柳传志非常担心和害怕“文革”式的群众运动。他说，一说起“文化大革命”，我就义愤填膺，因为身边见过太多悲惨的场面，心情没法儿平静。在当时，几乎没有谁家里没有遭难的。如果眼见了那么多人间惨剧，还说“文革”好，那就没人性。因此，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浩劫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在这里，可能由于他将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与“文革”式的群众运动等同的起来，于是，他预言，现在一人一票会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情景。由此，他希望改革，但希望在当下的中国，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要坚持精英选举，不能一人一票。而且，根据他的生活经验证明，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下进行改革，最好是党内民主先做起来，党内一层一层地做好监督，这样效率就有可能会高。应该承认，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能够通过民主、法治和公开的方式选举产生，不搞黑箱操作，即使是精英民主或党内民生选举，也是一种进步。实际上，英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民主，最初也是从一部分公民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等有权选举政治领导人开始的。随着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深入，西方各国才逐渐地由精英选举民主扩展到大众选举民主以至大众参与民主的。在这方面，中国不能也不应该超越西方民主化的渐进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