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占须考虑国际因素、国际规则

中日经济占须考虑国际因素、国际规则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我们都必须有这样的理性认知和思想准备:我国现在和今后很可能面临全方位、多层次、高强度的国家争端,如今摆在眼前的即有中日、中美、中菲等。而这些国家争端,内涵涉及政治、经济、领土、军事、文化、价值观等等几乎所有领域;对象则既包括周边国家也包括遥远的国度,既包括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也包括所谓的金砖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及某些发展中国家。虽然这些争端,基本还会以和平方式体现,并多出现在经济贸易领域,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激化,演变成多角度的对抗。比如近期的中日争端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对此做些剖析,或可作为今后处理类似国家争端的镜鉴。

中日经济暗战

贸易争端本为常态,但与中国有关的多半不那么简单,中日间又尤其错综复杂。中日经贸关系自九月份日方购岛事件以来,急剧转冷,双方都已清晰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寒意。日本经济复苏需要扩大对华出口和来自中国的消费提振,但出口剧降,中国赴日旅游人数大减,中日间航班不得不批量停飞;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采取刺激措施的呼声日高,本是重要带动力量的出口却难如人意,完成全年10%的增长几乎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日贸易剧减更是雪上加霜,刚闭幕的广交会上日本采购商比上届减少19.2%,成交额下跌36.6%,更表明此后不容乐观。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各种因素影响,中日之间一直呈现“政冷经热”的不正常状态。“政冷经热”说明双方在商业利益上有互惠互利的共同基础,贸易投资往来有助于各自的利益实现;但在国家利益层面,又有很多根本性的矛盾冲突,不但不能共处,甚至难以相容。稍具国际关系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种不稳定结构是很脆弱的,不可能长期持续,最终的结果不外乎两个:要么因为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而导致政治关系的逐步修复,从商业利益共通渐渐趋向国家利益的一致,从而为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要么因为国家利益冲突的凸显而导致经贸关系的伤害,国家政治利益压倒商业利益,使贸易投资往来也转向冷淡甚至经济战。遗憾的是,中日之间由于日方的一意孤行,破坏了双方经贸关系的根基,终于导致出现了目前这样的局面。

作为现代主权国家,领土问题无疑是核心利益,中国不可能在领土问题上后退一步。我们也不可能为了维持与日本的经贸关系,而在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上忍受损失。这是中国的底线,即使可能会为此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我们也必须承受。但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我们仍然可以通过采取适宜的对策,减少损失,加强力量,更好地反制对方。

在钓鱼岛争端上,我们没有排除军事选项,日方也说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中日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军事手段毕竟是终极选择,是最后的凭仗,其他领域的较量则会先于军事而展开,比如外交战、宣传战、经济战。

如我们看到的,中日领土争端即时影响了经贸关系,但两国政府都没有明说经济战,经济战、贸易战之类提法只见于民间舆论。我国海关、商检对进口日本货物加强通关、检验措施是可想而知的,但也没有说对日本产品关闭市场;在华日资企业生产经营受民间情绪影响而减产、停产,也是市场因素导致,而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依然会依法保护日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但是,更深层次的看不见的经济战、贸易战早已全面启动,并且必将对今后的中日经贸关系乃至国家关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日经济融合愈深则中国愈主动

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战,怎么打?

毫无疑问,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任何经济战都不可能是一方大获全胜一方大败亏输,而必然是两败俱伤,区别只在于孰轻孰重而已。具体到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一般看来,固然是日本对我国市场的依赖要甚于我国对日本市场的依赖(我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的五分之一左右;日本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的十分之一左右),并且我国的耐受力要强于日本的耐受力(我国社会和民众更能承受经济战代价,日本则更容易使之波及社会和政治领域—原因及好坏姑且不谈),但也不是稳赚不赔,经济战的结果必然是代价惨重,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比如我们从日本进口中很大部分是投资品和中间品,限制进口也会影响到我国的就业和出口。所以,在经济战中如何趋利避害、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就需要慎重考虑。

首先,必须确定的是,经济战不同于军事战,不能一味“御敌于国门之外”,而须在继续开放经贸往来的前提下寻找制敌之策。从这个角度说,逐步改变对日贸易结构、加强引进日本投资就是基本选择。

所谓改变对日贸易结构,即进一步降低我国对日本高端投资品、中间品和消费品进口的比重,逐步转移到其他国家。不是利用进口限制措施来达此目的,而是主要通过市场引导来实现。政府采购、国企进口自然可以有所选择, 对于民间市场需求不是直接抑制,而是通过某些措施改变不同来源同类产品性价比,引导采购和消费转移。其间诀窍与操作或不足为人道,但只要有了这样的思路就会有适宜办法。

所谓加强引进日本投资,即强化日本企业在华的商业存在,让更多日资企业扎根于中国市场。有极端民族主义者呼吁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甚至有所谓爱国者打砸日系车和日资企业,呼吁日资企业中国员工罢工等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企在华投资信心。本来,今年上半年,在我国吸收外商投资总体下降的境况下,日本对华投资逆势增长近20%,9月份以后却急转直下。根本原因自然是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导致两国关系风险加大,但在我国发生的的某些非理性行为也是直接原因之一。据近期调查,有三分之一强的日资企业表示对在华投资前景更加担心,四分之一考虑延缓或减少在华投资,并谋求在东南亚等其他国家增加投资,以分散风险。这种状况对我国有利吗?必须清楚,在日本国内普遍向右转,大部分日本国民仇视中国的情况下(日本国民有70%~80%对中国持敌视态度,所以才有日本政府和政客右倾日益严重),在华投资的日企反成了我们最该争取的力量之一。其中,当然有在政治倾向上支持右翼的日本企业,但在中国投资越多、商业利益越大,对于右翼的牵制也就越大。日本在华投资存量目前只有500亿美元左右,每年对华投资40~60亿美元左右,占其对外投资的比重只有5%上下,如果把此数据翻一番,不说我国从中得到的直接经济利益,就是对于日本右翼的反制力量我们也会有所加强。

一个可资参考的颇有意味的例子是,近年来在中美贸易纠纷中,美国劳工组织都是中国的极力反对者,而美国跨国公司则成为支持我国立场的重要力量,就很能说明问题。商业逻辑在此超越了意识形态和阶级鸿沟,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事物的本原。

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日经济往来愈密、融合愈深,则我国愈主动。因为我们的回旋余地大,可以更大程度上避免牵制而强化反制。所以,即使在两国敌对情绪日益强烈、甚至爆发军事对抗的态势下,继续加强经贸往来,总体上对我国也是有利的。

必须考虑国际因素、国际规则

其次,不管是否开打经济战,不管经济战在桌面上打还是暗地里打,都必须考虑国际规则,考虑到不影响、更不能破坏我国的全球贸易大环境。如果中日爆发了军事冲突,成为敌对国家,当然可以采取某些直接的贸易管制措施;但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应维护基本的国际贸易体系,遵守有关的国际贸易规则。如果贸然采取一些贸易投资限制措施,违反了世贸规则,牵连更大,那就不是局限于中日之间的双边贸易问题了,可能我们的全球贸易环境和市场都要受到影响,根本国家利益都会被伤害。

必须看到,如果对此处理不当,很可能落入日本极右势力的陷阱,置我国于不利境地。如前所述,单从中日两国经贸关系来说,我们处于有利或者主动地位;但若放到全球范围来看,很可能情况相反。我国跟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实际上是很脆弱、敏感的,我们的主要出口市场是欧美,但欧美与我国的界隙大家都心知肚明;周边国家、东盟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市场的空间和稳定性有很大局限,贸易伙伴关系的不确定性也是客观存在的。即使在我们自己内部,我们与港澳台都签订了类似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经贸合作协议,但也还远没到市场一体化程度,与台湾关系更是微妙,经济贸易关系也不能说就是牢固的。至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东北亚合作乃至10+3,现在都步履维艰,发生问题时还能做指望么?如果美国主导、日本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达成,会不会使我国更加边缘化?答案基本是肯定的。而这可能正是日本右翼政府所企求的。如此态势下,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我国签订的双边和区域合作协议,更必须善加维护,方能争取一个相对稳定、有利的外部贸易环境,为一定时期内的局部经济战提供战略支撑。

古语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军事战不如经济战,而对日经济战,必须善用市场力量。某种意义上,这更考验我们的大国智慧和运筹能力。

责任编辑:单梦竹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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