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力行：“守夜政府”到“能动政府”（3）

三、中国政府转型

21世纪，中国面临两大任务：一项是结构转型，从农业到工业，也就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从第二产业的中低端向第二产业的高端转移，从第三产业低端向高端转移。简单说就是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个难度非常大。另一项是体制转型，从计划到市场，建立比较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双重任务对政府职能提出特别要求：一是发展战略规划职能。政府需要制订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战略，包括人口转移及相关政策等；二是市场体制设计和组织职能。政府是市场体制改革的重要设计者和主导者，只有发挥政府组织优势才能加快市场体制建设；三是经济调控职能。政府需要具备更大的调控力度，因为中国城乡差异、地区差异比其他国家大；四是社会保护职能。政府在保护生态、缩小贫富差距、保护弱势群体、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有更多的责任；五是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当中的作用和影响会越来越大，相应的责任也会越来越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经济主体需要更多地培育和发展，政府需要发挥组织协调优势，做好市场建设者和培育者工作，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一是政府需要弱化微观经济管理职能，强化宏观管理职能。中国采取渐进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政府职能仍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突出表现在政府抓具体的建设项目过多，政府很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及时做，这与宏观经济管理的大格局是不相符的。政府应该把市场和微观主体可做的事情交给市场和微观主体。二是政府需要加快推进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是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具有本地特色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营造良好经济环境，为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三是政府需要进一步发挥组织优势，加强对各类行业组织及经济主体的指导、监督、培育工作。四是政府需要发挥其独特信用，支持市场信用体制建设。

中国政府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由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政府职能正在由市场发育期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市场成熟期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种转变不是源于政府坚持“效率”原则，而是在于政府放弃直接追求效率，把效率机制交给市场，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提供效率，政府维护公平正义，应该是中国市场深化和政府职能转型的基本价值取向。目前，中国不但是在进行经济转型，而且正在社会整体转型。政府职能转型在整个转型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的成功将有助于经济、社会、政治协调发展。

中国政府职能转型起点较低，比较重视分业管理，容易产生“矫枉过正、市场扭曲”，容易出现“过分强调市场作用”和“过分强调政府作用”现象。中国在创造 “经济奇迹”的同时，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中国的转型出现一些失衡现象。这个失衡是转型中有的快、有的慢引起的。很多政策转了，体制却没转，有些体制转了法律却没转，有些法律转了理念却没转，特别是在市场信用体制建设方面严重存在“信”和“用”的失衡，也就是落后的信用体制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产生的融资需求之间的失衡。诸多失衡问题的产生，说到底与政府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和公共行政管理能力密不可分，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密不可分。解决这个失衡的问题，需要靠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结合。

中国政府在加快市场体制建设、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有重要的优势，比如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还有重要的资源优势，包括政府信用、国家金融控制手段等。但是，完全靠政府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失衡问题的。中国迫切需要政府和市场互动。政府和市场互动是互为目标、互相推进，是外在力量和内在力量互相促进、共同成长的过程。要正确处理好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型问题，建立“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相互转换机制，实现政府转型与经济社会转型的良性互动。政府转型和经济社会转型将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管理模式、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将决定我们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事业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