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孝：斯大林模式中的国家社会主义（2）

二、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脉络

任何一种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社会制度，都不是人为设计的和任意选择的，而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是作为人们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结果而出现的。一种社会制度必然要承担特定功能，解决一个时期特定的历史矛盾。因此，对一种社会制度的评价，主要看人们在当时面临什么样历史难题，这种社会制度是否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而不是相反，用一种理想的蓝图从外部来衡量它，或者根据它所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它的消亡来否定它。

斯大林模式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就是落后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不管赞成还是否定，人们都承认斯大林模式推动了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工业化在斯大林模式中的核心地位，忽视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与斯大林模式的内在联系。

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欧洲列强最初都是通过军事在海上争霸，垄断海上贸易，在海外扩张，不断掠夺殖民地。海外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拉动了欧洲内部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把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推动现代大工业快速发展。这又给欧洲国家的军事侵略、利用廉价商品进行经济侵略提供了巨大的力量。欧洲资本主义凭借这种绝对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殖民地。掠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和争夺殖民地的争霸战争绵延不绝。

如何抵抗西方的军事侵略，如何抵抗西方的廉价工业品，成为其他地区各国家和各民族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现代大工业，这些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敏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出现，各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如何快速工业化就成为落后国家所面对的核心问题。而斯大林模式就是把社会主义运动和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相结合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斯大林模式中发生逆转。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从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转变为用社会主义制度推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而这个转折却被传统认识所忽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提高生产力，建立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提。革命的时间与工业化的发达程度有着内在联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阐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

“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这里所谓的“文明国家”指的是英法德美等国家。但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是一种传播扩散式进程，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推动工业水平的提高。因此，社会主义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它首先在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爆发，然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再帮助落后国家进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落后国来说，可以先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然后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下建立社会主义。

但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业化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提条件，而是成为了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任务。

苏联建立之初，以列宁为首的领袖们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工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然后，支持和推动世界革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在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没有发生，初创的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孤立无援，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包围，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落后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问题产生了内在联系。快速工业化，尤其是涉及军事工业的重工业化，成为苏联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最初，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一定的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允许私人企业，以此来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力，缓和国内矛盾，并在经济的均衡发展中进行工业化。新经济政策虽然对苏联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与苏联的快速工业化这一核心问题逐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俄国本身的工业发展水平很低，再加上多年战争，苏联的工业水平就更低。所以，仅凭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的国有企业自身的积累，无法进行快速工业化，它必须从非国有经济中获得剩余产品，扩大积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越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越严重，该国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越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越要被迫依赖于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部分剩余产品的转让，靠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越小”。

但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过程中，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富农阶层控制着剩余的粮食，拒绝购买高价的工业产品，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一方面城市缺乏粮食，没有粮食出口换取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工业品卖不出去而积压在仓库里。工业与农业两大部门之间产品交换出现断裂。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政策已经无法完成苏联快速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 1929年，斯大林以铁腕结束新经济政策，实行快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形成了现在所说的斯大林模式。而几乎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生大危机，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战争威胁加剧，这也让苏联领导人感觉到超高速工业化的迫切性。

因此，斯大林模式中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为超高速工业化服务的。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为了获得重工业化积累的资金，只能通过压低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并通过计划经济，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统一地、合比例地发展基础工业和战略工业部门。现代大工业体系也不可能建立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为了从农业获得工业积累的资金，为了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循环，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斯大林模式是为实施一种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赶超战略服务的制度，它把社会主义运动与落后民族的工业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落后国家工业化，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斯大林模式承担起了它的历史使命。当然，社会的这种急剧变化自然会触动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出现各种形式的反抗，由此带来激烈的斗争。这是落后农业国迅速工业化的沉重代价，它与错误的历史抉择是两个性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