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互动（4）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从东海进入太平洋深海海域最近也最便于护航因而必须全力维护的关键地带。通过它，中国海上力量东进深入太平洋深海海域，南折进入巴士海峡的东北口，由此既可对台湾东海岸实行有力保护，也可从外围与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力量相呼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日本相距近千公里，而距中国大陆（温州市）仅有356公里，属中国须倾其全力保卫的核心利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离日本的盟国美国的本土更远，不属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不会——除非出现象希特勒那样对斯大林苏联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的领导人——也不值得在此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太平洋战争后，冲绳为美国所占领并成为美国军事基地至今。这名义上为遏制中国，其实连日本也明白，它还有监控日本的作用：美国要防止日本咸鱼翻身，尤其要防止日本核报复美国。驻扎在冲绳的力量不足以阻止中国近岸乃至近海的海上力量发挥，却足以遏制日本南下。因此，在美国没有撤离冲绳前，日本海军南下的调门可能很高，因顾忌美国在南方的存在和俄罗斯在“北方四岛”上施加的压力，其步伐可能不会太快。

对中国而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与台湾的“接榫”地带，日本对钓鱼岛的企图本质上是对台湾的企图，因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决定台海统一大业的成败，也决定中国在西北太平洋海权建设的成败。由此可说，中国推进“三海一体”建设的关键在台海统一，而实现台海统一的关键在于实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回归。

台湾

在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考中，台湾问题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打开北太平洋海权困局的破局地带。他告诫在台海统一问题上“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46】；台海统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47】。

“战略考虑”就是对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考虑。邓小平同志的考虑是清醒的。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这个“肘关节”得以“痊愈”，那么从辽东半岛经台湾岛至海南岛【48】之间就会连为一体，其间的海上力量就会形成巨大的合力并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构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在此基础上，东海和南海的其他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

邓小平同志是从“三海一体”的大格局中把握中国面临的海洋岛屿争议问题而且还将解决台湾问题看做是破解这错综交织矛盾的关键环节，是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早在1978年年底，邓小平就考虑利用中美关系改善的时机，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49】。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出“80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50】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可以说是小平同志上述设想的政策体现，其间语气真诚而迫切，希望“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我们如果尽快结束目前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51】

与此相对应，邓小平在东海、南海岛屿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暂时忍让政策。其目的是力争在十年内实现台海统一这个战略目标。当时邓小平同志考虑的是从台海统一打开“三海一体”的困局，今天可以设想，如果这个目标即台海统一如期实现，为此而搁置“争议”问题的解决，也就迎刃而解。

这是从中国方面讲。如果从长期遏制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战略对手的角度看，台湾是亚太大国博弈的中枢，它在近现代史中既是西方列强比如荷兰、西班牙从南海北进黄海、日本南下南海的必经之地，又是美国遏制新中国东进太平洋的桥头堡。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其中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南的地区”【52】。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命门”，就有了依次滚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政治的稳固轴心。台湾之于日本的意义，时任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将军（Dauglas MacArthur，1880～1964）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福摩萨【53】在历史上就被（日本——笔者）当作向南部地区进行军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对福摩萨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福摩萨作为日本各种护航船队的中途集结地和补给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驻扎在吕宋林加延湾的军队主要力量是从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岛运来的。支援日本的陆军、海军的空军部队也是以位于福摩萨南部和台中的飞机场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结点。1942～1944年，福摩萨是从日本、经过冲绳和菲律宾、到达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的重要连接点。1944～1945年期间，福摩萨是日本为准备守住菲律宾地区的重要战役向菲律宾部署增援部队和飞机的关键中途集结点。随美国航母舰队开进西太平洋，福摩萨作为空军基地在日本的防御计划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1945年1月美国占领吕宋后，日本空军撤退了福摩萨机场，占据了主动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用来阻止我们前进的部队。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岛和中国东部的周边后，福摩萨的军事作用便充分表现了出来。【54】

台湾在美国的远东战略中具有“一石三鸟”即遏制俄国、中国和日本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NSC48/1和48/2号文件。在NSC48/1号文件中提出：

从军事的角度看，如果要成功地防御苏联将来的入侵，美国必须在亚洲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地位。我们认为，这种最低限度的地位至少应包括在亚洲沿海岛屿连线上维持我们目前的军事地位，以及在战时阻止共产党占领这条线。这条线是我们第一道防御线，另外，也是我们的第一道进攻线，从这里可以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方式，寻求减少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但不使用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这条防御线应包括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这种最低限度的地位可能控制主要的交通线，它们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地区战略发展所必需的。【55】

1949年12月29日，为了“确切地弄清福摩萨的战略意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召开会议，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在会上“强调保住台湾的重要性，因为它具有牵制作用，并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想争夺或征服福摩萨，他们就不会向南扩张”【56】。195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声明》的附件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对美国有关台湾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准则的研究》对台湾之于美国的影响作出如下判断：

在地理位置上，福摩萨和澎湖列岛是我们沿海防御阵地【57】的一部分。它们掌握在友好的政权手中，对于我们在防御这些阵地时进行的空中和海上作战，十分重要。单纯将它们中立化不能满足美国的战略需要，因为这样会（1）大大改善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地位，使他们的防御部队得以缓解，能够同时在其他地方集结；（2）大大削弱我们自己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一旦军事局势需要对大陆上的中国共产党发动攻击，行动自由会受到限制。军事局势的发展可能需要以后使用这些岛屿，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性作战行动的基地。基于这些原因，把福摩萨和澎湖列岛纳入美国远东防御体系会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阻止敌对力量控制它们，即使是冒着爆发全面战争的严重危险。【58】

通过控制台湾牵制中国南下南海和遏制中国东进太平洋至今还是美国没有放弃的战略。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也有其不便说明的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冷战期间防止苏联或日本再次南下南海的战略目标。1972年尼克松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说：“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有人会来填补的。”尼克松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告诉周恩来：“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如果我们从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危险——中国所遭受的危险甚至会更大。”【59】

但是，与日本的地缘政治需求不同，台湾并不处在美国核心利益的线路上，它只是美国核心利益线上的“编外人员”。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核心利益就是要确保从夏威夷经关岛、菲律宾，最终至马六甲海峡这条通往波斯湾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台湾不在这条线上，只要不影响美国核心利益，美国就不会为台湾动用全部力量。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反攻日本的时候，就没有选择离日本更近的阿拉斯加而是从中太平洋发起攻击，因为在这一带有美国必须死保的海上运输线。

可以断定，未来阻挠中国台海统一进程的主要力量来自美国。但与日本相比，由于台湾不在美国核心利益线上，非核心利益就不会动用无限手段，况且美国有那么多的全球问题要处理，因此美国未来用于支持台湾分离势力的资源绝不会大于朝鲜战争，更不会大过越南战争；这是由于美国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台湾，这与美国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朝鲜一样。美国只能将其有限力量用于保护从夏威夷经关岛、菲律宾至马六甲的海上生命线。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无限手段——且不说台湾就近于中国大陆，中国有的是时间以逸待劳，而美国为台湾则要劳师征远。对美国而言，台湾只是用于北御日本和俄罗斯、西阻中国的“虚子”。既然是“虚子”，美国就不会全力以赴。

有人会说，美国是海权大国，这话没错。但矛盾是可以转化的。我们战略研究的中心任务不是制造矛盾，而是转化矛盾，将矛盾转化为有利于自己。我们知道，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60】。近代史上英国海权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绝对制海权的实现永远需要绝对陆权的配合，正如19世纪的英国在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正是依托其在印度大陆的绝对制陆权而实现的道理一样，用于支持海上作战的岛屿资源的总量决定海上战斗力持续时间的长短。而中国大陆对其近海的作战力量的资源供给线最短，其资源供给量近乎无限。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其近海的制海权具有美国无法比拟的天然且不可抗的优势。美国无疑是世界海上强国，但具体到中国东部近海海域，美国的海上优势就会在此大打折扣。

美国历史上的两位总统即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年）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前者反对他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年）总统进军东北亚的“金元外交”。他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的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认为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61】后者则在二战后期将东北亚放与苏联并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后放手让斯大林进军中国东北。可以肯定，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活到20世纪50年代，他一定会反对其继任者杜鲁门封锁台湾海峡并出兵朝鲜的政策。事后证明，美国50年代的“对台政策”使其背上至今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更令美国没有料到的是，美国在与苏联和中国对抗并消耗自身国力的同时，欧洲却携欧元快速走向统一。可以断定，随时间推移，美国在今后逐渐脱手台湾只是个迟早的问题。

如上所述，台湾虽不在美国核心利益线上，但却处于日本南下南海和中国东进太平洋的两条核心线路的交叉带上。除了主权因素外，台湾不仅是中国打开中国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它更是中国进入太平洋深海海区最便捷的门户。目前，中国制海权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缺乏对深海的制海能力。而没有深海，中国最具威慑力的海上战略力量就无法充分施展。

从近现代中国分裂的导火索多来自海上入侵以及2011年利比亚因失去地中海制海权而陷入内战的经验看，实现从辽东半岛经台湾岛至海南岛的无缝链接，是中国新世纪顺利成长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必须完成的国防任务。

东南亚、西南亚

这里的国家分陆海两类，其经济形态各异，版图大小不同，但其经济对西方整体性的依附和版图呈现围绕中国的欧洲式的“对称性破碎”却是其共同特征。这两大特征是历史的产物，前者打断了这些国家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进程，后者则使之相互牵制。比如，在中南半岛有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的相互牵制；在印度半岛有印度和北面的巴基斯坦及南面的斯里兰卡的相互牵制；在中亚有中亚五国之间以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相互牵制等；在南海则有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之间的相互牵制等。这些牵制关系大大降低了这些地区整体合力。

亚洲地缘政治的对称性即中国主体板块与其破碎的周边不对称共存的特点，并不是欧洲列强最愿意看到的结果：它们希望的是亚洲出现欧洲那样从中心到外围的全面对称型破碎，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板块的不对称型破碎。这样的多国版图与中国不对称共存特征对亚洲的整体发展是有利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周边镶嵌的这些碎片小国，保护性地将当时还处于弱势的中国与西方列强屏隔开来，比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犹如避雷针将中国屏蔽于西方强犯之外，这有利于中国积蓄力量再次崛起。第二，中国周边存在碎片化国家，这既减少了西方殖民统治的成本，也减少了中国在这一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成本。第三，它也因其难以整合的破碎性而更增加了西方遏制中国的成本，这种成本增加的幅度与参与遏制中国的地区对称型破碎化的程度成正比。20世纪50年代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认识到这一点，针对当时美国全面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他明确指出：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62】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63】

乔治·凯南是美国遏制战略最初的倡导者，可他在20世纪80年代也认识到美国并非无所不能，他在一次讲演中，“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身份告诫年青的一代：

我们的国力还是有限的；为争取自由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是没有本领解决的，我们深深卷入其中既无益也于事无补；地球其他地区的难题只好在没有我们插手的情况下让人家自己去解决。【64】

对称型破碎地区易于由大国牵头串联，但要想整合起来需要的几乎就是无限透支的资源。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即破碎地带——比如欧洲、中东、东南亚等——的国家整合需要更大的资源，这个规律性现象符合合力计算的一般原理：当两分力大小不变时，其矢量相交的夹角越大，合力就越小。

这样一个主要由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制造的地缘政治布局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这些破碎国家经济的依附性和政治的破碎性弱化了其抵抗西方霸权主义的力量，但也同比地增大了中国在近代反殖和当代反霸的政治风险；另一面，它也大大增加了西方列强为了孤立和封锁中国整合这一地区力量的难度。

这样的对称性破碎现象及其互动规律在东南亚和西南亚，尤其在这两大地区靠邻中国的地区表现得也较为充分。在这些地区的碎片国家根本无力形成与中国长期对抗的力量，因而它们迫切需要借助外来力量以提升自身的分量，从而也使西方比较容易将这些国家碎片串联起来形成什么“C型”或“O型”包围链条，同样也由于它的对称型破碎的特点使它们和西方国家两方谁也拿不出太多资源以回报对方，而那些有能力拉起包围链条的大国没有足够财力来长期“维修”这根链条。比如，巴基斯坦曾是美国拼凑起的《巴格达条约》中的国家，1971年年底第三次印巴冲突时，美国无力担当起保护巴基斯坦的责任，当时美国的表现反不如中国仗义【65】，为此巴基斯坦退出《巴格达条约》反成了中国的“铁哥们”。与美国在亚洲的处境不同，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与对称型破碎的欧洲版图相比——位势有更强的自主性。只要中国的主体板块地位不变，亚洲以中国为主动力的独立发展路线就不会为外来力量所破坏，而维护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地位是保持亚洲在世界各大洲中竞争优势的关键。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66】，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问题即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亦即亚洲问题。

当年欧洲列强为了达到长期殖民的目的，人为地打断了亚洲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并通过制造一些领土纠纷肢解了亚洲地区的整体性。但在它们被赶出亚洲后，又无奈地看到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一个不利于西方却有利于亚洲稳定的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形势——这种形势使中国近邻地区避免了欧洲那种因多国对称性力量（矢量）长期对冲而消解其整体合力的历史悲剧，并使亚洲国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获得亚洲主体国家即中国的有力支持。作为辩证的结果，这些对称型破碎的亚洲国家也为中国分解了来自西方的压力。正是由于这种双向互动，亚洲国家才得以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驱逐出亚洲并使亚洲在世界各洲间获得相当的竞争优势。

勿庸讳言，亚洲地缘政治的“不对称”特性有利于西方诸大国的操纵，但由于地理空间距离遥远和中国主体板块的就近存在，西方操纵这些国家的深度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中国周边国家的和平格局不出现大变，亚洲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及由此产生的外交倾斜，不管从空间还是时间来看，都要大于远在天边的西方诸国。

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南亚国家中，印度尼西亚自身版图的破碎性对其国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它处四战之地且在东亚强国的包围之中，其松散岛屿构成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它所持有的马六甲海三个共管国之一的诱人身份使其国防极其脆弱并面临巨大的压力，它因此要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需要远交大国以获得帮助，其外交政策亦不会轻易跟随东南亚其他国家。对此特点，中国应有予以充分的关注。

“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这是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对这种关系所做的比较形象又比较到位的概括【67】。只要中国外交政策不要出现那种“围渊驱鱼、围丛驱雀”式的失误，西方国家利用亚洲国家尤其是亚洲与中国邻近的国家以围堵中国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