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互动（5）

印度和伊朗

如果说东南亚国家是一种对称型碎片化且无重心的存在，那么南亚的印度和西亚的伊朗具有地区重心的特点。

与中国类似，印度——尽管在较低即地区级别上——也是被破碎的南亚国家群落所包嵌的国家，这些国家与印度呈不对称性共存状态。但与中国根本不同的是，印度大版图下包裹的只是一个“个大肾虚”即内部社会结构已被完全碎化因此不能有效担当洲际大国责任的国家。

印度国家大版图是英国人根据其控制印度洋的战略需要有意识保留下来的。英国人在其制海权的实践中明白：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为了长期控制印度洋，英国人在占领印度后便尽可能地扩张印度的领土边界；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英国人又用一切手段将印度内部自生型的结构予以碎化，使之变为对称相互掣肘因而必须对外依附的结构。自1939年始，英国将其直接统治下的印度（称英属印度）分为13个省，其中包括缅甸。而印度王公统治的土邦却被分为约600多个——这几乎是法国黎塞留【68】肢解德国以保障法国在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据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提供的材料：“其中有15个可以认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特拉凡哥尔、巴罗达、瓜略尔、印多尔、柯钦、斋浦尔、佐德浦尔、比加尼尔、波保尔与巴的亚拉。跟着就是许多中等土邦，最后是几百个很小的地区，有些在地图上并不比针尖大。这些小土邦大多数是在加提雅瓦尔、西部印度与旁遮普”【69】。这种土邦在英国的严密监督下存在着，占整个印度面积的2/5。英王统治下的印度虽然是一个由英国统治的庞大殖民地帝国，可是，印度其实是分为英属印度和土邦印度两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国中之国的现象。印度版图外观完整而内部破碎的地缘政治结构保证了英国统治地位的稳固。而这种内部破碎又是英国人统治印度的前提，正如英国人统治印度是控制印度洋的前提一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英国人对印度的碎化不仅是物理上更是心理上的。它最终表现在对印度人的自觉精神和自主意识的摧毁。英国在印度在无情镇压印度民族反抗的同时却刻意扶持甘地思想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识。英国人将甘地塑造为印度精神的“圣雄”。甘地不主张——与中国的清末武训【70】的主张相似——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暴力抵抗，这样就彻底抹杀了印度人民的革命意识，使印度文化染上了“告别革命”的色彩。而没有“革命”，印度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改造和管理。关于此，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前一个小时”，罗斯福与斯大林的一段对话说得很明白：

罗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尔谈印度问题，因为他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印度问题任何主意。丘吉尔认为，这个问题可留到战争结束以后解决。

斯大林说，印度是丘吉尔的一个病灶。

罗斯福同意这一点，但他认为，英国必须在印度采取某种行动。

罗斯福说，他希望同斯大林随便谈谈印度问题。随后他对斯大林提出一个让今天美国“民主制度”的粉丝们想不到的建议。

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71】

斯大林抓住了印度历史中“告别革命”的软肋！

英国人在印度推广的甘地学说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使印度人失去了革命和反抗意识，对入侵者失去了民族自卫的意识，使印度人最终失掉了民族独立的灵魂，而失去了独立的灵魂，印度也就失去了一切。马克思说：“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72】；马克思还说“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73】。

英国人不仅摧毁了印度人的反抗精神，更为重要的，他们还摧毁了能让印度人重新整合为统一民族的工业基础。我们知道，英国是以纺织工业起家的国家，初期更是以非常残酷的手段确保工业技术立国【74】。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当印度纺织品质量高于英国同种产品时，政府明令禁止人民使用印度的丝织品和印花布，出卖或贮藏这些印度商品者要被处以罚金。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后，凭借近代大机器工业和产品的低廉价格，整个地将原本高于英国的印度纺织技术以及建立其上的印度纺织业摧毁。马克思不无感慨地说：

曾经产生了无数纺工和织工的手纺车和手织机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欧洲从很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绝妙的纺织品，同时运贵金属去交换，这样就给当地的金匠提供了原料，而金匠是印度社会里的必要成员，因为印度人极其爱好装饰品，甚至最低阶级中的那些几乎是裸体的人们通常都戴着一副金耳坠，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饰品。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很普遍。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银臂镯和脚镯，而金银的神像在普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在 1824年，输入印度的不列颠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然而，曾以制造业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遭到这样的衰落决不是英国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75】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以印度为例，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学说的虚伪性做了深刻揭露，他写道：

1814年，印度对从英国进口的毛织品仅征2%的关税，棉织品、丝织品仅征3.5%的关税。相反，英国对从印度进口的原棉征的税很轻微，但对印度的棉织品征的税则高达70%～80%。结果，在1814年至1844年的30年里，印度棉织品输入英国的数量从125万匹跌到6.3万匹，而英国棉织品输入印度的数量从不到100万码增加到超过5300万码。”1840年，研究近代英国殖民地历史的历史学家M．马丁在上院特别委员会作证时也说：“印度纺织工业的被摧毁是由于英国在大声疾呼实行自由贸易，却不许印度本国自由贸易。”【76】

最后，斯塔夫里亚诺斯对英国在印度的政策一言中的，他说：“总而言之，英国人创立的整个基础结构，旨在一个依附于自己的殖民地经济，而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经济。【77】

由此，我们在印度看到了外表庞大而内部完全碎化了社会结构【78】。印度独立是在完整保存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产权关系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版图基础上出现的，巨大的版图上承载的是从封建主义到殖民主义和独立后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关系，低成本的革命带来的结果是高成本的和低效的发展。而这恰恰是印度与中国在同期独立后出现巨大差别的原因所在。

与印度的近代起点相似，中国在近代史中从一个自主的宗法封建国家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版图在20世纪上半叶被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反复瓜分，几经碎裂，但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走上了与印度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使中国再次获得基本统一；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统一大版图及由此形成的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是主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象印度和埃及那样靠外力即英国的力量赢得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运动使中国革命自然而然地带上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性质。革命成功又使中国经济彻底摆脱了原来依附于西方中心的性质，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中国经济与印度迅速拉开了距离。如下表【79】所示：

1913～1995年印度与中国业绩增长比较（年均复合增长率 %）

不难看出，1952年是中国与印度经济差距全面拉开的第一个关节点，而恰恰在这一年，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成果即中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并开始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过渡；而在印度，不触动产权关系因而是马拉松式且最终不了了之的印度土地改革才刚起步。彻底且成功的土地改革正是中国革命的直接结果，抓住这一点，也就抓住了中国与印度国家潜力及其比较的关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认为，中国上述成就的根源应当从包括土改在内的毛泽东的成就去寻找，他写道：

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高速经济进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非仅仅是经济开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赖国内和国际贸易——导致了这些经济经历如此快速的经济转变。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的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在这里观察的，不是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经济后果。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繁荣起来，就像印度最近认识到的那样，缺乏社会发展会阻碍经济发展。

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毛泽东是有意识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扩展建立基础的吗（他事实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假设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80】

那么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退出印度洋时为什么没有对印度——当然也包括埃及——进行全面而只是有限的肢解呢？

这首先是因为英国当时不具备全面肢解印度的力量，其次是英国觉得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英国在被迫退出印度时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均势重新做了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安排。英国人根据自己控制印度洋的成功经验，知道绝对的制海权来自绝对的制陆权。美国未来如果不能在印度拥有绝对制陆权，就不能拥有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为此，英国在离开南亚时给印度留下一个庞大版图以此使印度有足够的国力抵御其他海上强国——比如美国——直接占领，同时又留给印度一个破碎的社会结构以使印度的国力增长极限不足以形成对印度洋的绝对控制。同时，英国又在印度分裂出一个巴基斯坦从北方对印度实行牵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之间制造摩擦，以此牵制印度乃至中国未来进入印度洋的能力。这是英国为自己将来重返印度洋——2011年已重返利比亚了——埋下的伏笔。

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中北部紧靠里海、南靠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伊朗东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北部与土库曼斯坦接壤，西北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邻，西界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国土绝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属高原国家，海拔一般在900～1500米之间。西部和西南部是宽阔的扎格罗斯山山系，约占国土面积一半。中部为干燥的盆地，形成许多沙漠，有卡维尔荒漠与卢特荒漠，仅西南部波斯湾沿岸与北部里海沿岸有小面积的冲积平原。

在西南亚地缘政治中最具历史意义现象的是扎格罗斯山脉驰东与兴都库什山、继而与印度北面的喜马拉雅山连为一体，与伊朗高原、青藏高原一道形成世界最壮伟的由西而东保障亚洲大陆“枢纽地带”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天然战略屏障。正是有了这道战略屏障，除中世纪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外，伊朗在古代（如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81】、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82】）和近代已被肢解为多个伊朗高原国家（包括伊朗全部及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等），但这些国家最终还是成功地抵抗了西方列强的侵犯并使其避免了印度那样完全殖民地的厄运。印度由于被屏蔽在这道战略屏障之外并在近代被英国长期殖民，最终沦落为宗主国英国抛在南亚的“雾都孤儿”【83】。

伊朗所处的地缘政治位势对中国西陲安全具有极大的“桥头堡”的意义。历史上中国西陲安全长期面临欧洲强势东扩的压力，如古希腊时代的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的东扩、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及近现代欧洲、沙俄、苏联乃至进入21世纪的美国等都对伊朗高原国家进行过强势入侵，这些外来列强的入侵无一例外地被拒阻于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不仅如此，伊朗高原国家与中国西陲被“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战略屏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位于屏障最西端的国家伊朗实际上成为中国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它们抵抗西方列强的斗争的命运与中国西陲安全唇齿相依：如果伊朗被压垮，那么或海或陆由此东进的西方强势力量就会沿着途经伊朗高原的古丝绸之路（在此地理基础上形成今天的“欧亚大陆桥”）倒逼中国并对中国西陲造成重大危险。比如中国汉时期，罗马帝国东扩——这是另种“北约东扩”——的力量被拒止于安息西部边陲，这大大缓解了中国西部边陲的战略压力；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需求，汉武帝派出的西域特使张骞还于公元前119年特意派其副手访问安息（帕提亚，即今天伊朗地区）帝国，安息王竟激动地派出两万骑远迎中国使者。这说明当时安息国与中国已有互为依存的战略需求。同样也由于近代阿富汗人民借助兴都库什山的险峻地形对英国殖民者实行的极顽强的抵抗【84】，英国无法北上接近遑论深入中国西陲的薄弱地带即新疆西境勾结阿古柏伪政权【85】祸乱中国；而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更使英国在占领印度的一百多年中竟无力从印度北境有效介入中国西藏政治：1904年8月3日，英国曾攻陷拉萨，但到了冬天，英国人因熬不过高寒天气被迫撤回印度。英国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86】的经验。这种经验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后继者美国来说也不是一点没有：1950年，美国人曾想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为时半年的作战装备，由于“牲畜驮运是惟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7 000头骡子的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87】，以至美国后来也意识到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很长的时期内需要相当巨大的经费”【88】。

“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系形成的对中国西陲的大纵深的防护使得近代西方即使占领印度后仍不能有效地从西南陆上牵制中国，而不得不沿海路绕道进入东海推行其强力控制中国的目的。换言之，这条防护屏障不仅大大推迟了西方自罗马帝国以来对中国全面入侵的时间而且减弱了——与印度相比——其影响中国的力度。同样的道理，正是当年从中国新疆居高临下西进的匈奴人，由于一路上没有这样的高原屏障，才有可能率先——与罗马东进速度相比——西进欧洲并迫使可能东进的日耳曼人南下并最终压垮了罗马帝国。

比较而言，处于上述“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屏护之外且地势低缓的印度则较容易受到外来侵犯。印度平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5强，山地只占1/4，高原占1/3，但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过1000 米。低矮平缓的地形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富饶。低海拔的平缓地形大大弱化了印度人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并因此受到外族的长期占领。值得中国边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不管是曾打入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在中世纪继而近代占领印度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乃至1962年早已获国家独立印度人，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脚下都不能也不曾撼动中国的西南部边陲。这样的历史经验支持我们得出结论，对中国西陲安全有重大关联度的是以伊朗为前沿的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昨天伊朗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御了罗马帝国的东扩，今天它们而非印度正在抵抗和消耗着“北约东扩”。由此，伊朗高原国家而非印度的反霸斗争对中国国家安全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对伊朗高原国家原油进口有着巨大依赖性需求，伊朗高原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判断成立的前提是中亚没有出现中世纪阿拉伯帝国【89】那样的历史条件——较之印度对中国更具唇亡齿寒的战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