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互动（3）

朝鲜半岛

目前东北亚的格局更多的是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的产物。朝鲜半岛的“三八线”【21】本是战胜国美国与苏联接受日本投降地区的临界线，美国介入朝鲜内战并挑起朝鲜战争【22】后，“三八线”就成了维系朝鲜半岛冷战均势的标志线。曾是挑起太平洋战场罪魁的日本则浑水摸鱼，在冷战体系中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盟国，而牵动远东“两大阵营”最敏感神经的就是“三八线”：朝鲜半岛若由北方统一，那就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力量逼到美国的盟国日本的家门口并为美国和日本不容；反之，则不能为中国和俄国所接受；在冷战没有完全消除的条件下，即使朝鲜半岛统一，它在东北亚东西两大张力的拉锯中也很难保持绝对中立的外交立场。这样，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刻度的力量对比及其政治格局的任何变动就成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风标。也就是说，只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放弃对中国和俄罗斯实施的带有遏制性质的“冷战”政策，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刻度的南北分裂态势必会继续保持下去。

朝鲜是中国和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对俄国而言，朝鲜则是它保障东西伯利亚安全和进入太平洋海上安全的桥头堡。朝鲜更是中国东北安全的门户，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也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将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多出自从新疆至东北三省乃至朝鲜半岛的“广大条形地区”【23】；这一地区两端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定鼎于此线的长安、洛阳、北京等国家京畿中枢，如果中枢对发生于这一地区的事变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退向中国长江一线。而中原政权退至江南引发的必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对打过“三八线”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美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深层原因。

有鉴于上，东北亚地区若出现任何影响中国和俄国安全的因素——不管它是英国、日本还是美国——的介入，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中国和俄国或结盟或强化合作关系，而中俄在东北亚的合作往往是它们战略结盟从而引发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先声。

日本

进入21世纪后，日本这块美国战略的“基石”有了一种逐渐“沉没”【24】的感觉。

对东亚和平威胁最大也是能让日本右翼有些“胆气”的是日本的核潜力。2005年7月，英国《独立报》称，日本目前至少已经储存45公斤钚。同年9月14日的《亚洲时报》预计到2020年，日本的钚储量将高达145吨，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级钚持有者，远远超过美国核武库中100吨的数量。【25】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担任议员时曾表示：“日本可以在一周之内制造出核武器。”【26】随着日本军事力量的加强，日本政界滋生出强烈的发展核武器的愿望。2002年5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公然宣称：“只要坚持专守防卫，日本也可以拥有核武器。没有不准拥有核武器的理由。”2003年年底，83名新当选的日本国会议员更是公开认为，如果国际形势需要，日本应当发展核武器，实施核武装。这其中就有曾是小泉内阁中的农林水产大臣中川昭一、外务大臣麻生太郎、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以及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等政坛重量级人物。【27】2009年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7月号刊载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詹姆斯·麦尼考姆和安德鲁·奥尼尔题为《中日战略关系：竞争会导致对抗吗？》的文章对日本的核能力做出评价，认为“日本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核武器国家，它拥有能在极短时间内生产核武器的技术能力、知识和材料，只要决策者做出决定即可付诸实施”；“虽然日本奉行无核三原则，但是如果一旦决定将其能源从民用转为军用，日本确实拥有获得核武器的手段”【28】。

但是，一方面，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从西北面使本已深受“北方四岛”问题和南面钓鱼岛问题牵制的日本安全形势雪上加霜；它使已经拥有核威慑力的日本军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使朝鲜成为日本防务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方面，这对日本实施南下战略在俄罗斯因素之外又增加了朝鲜这个更为不确定但更具威慑力的因素。确切地说，具有不确定性的朝鲜核力量对日本南下战略形成了比俄罗斯因素更为有力的牵制。

对美国人而言，美国并不需要一个再次强大的日本，而是需要一个“体质”不是很健康并因此更听话的日本。日本毕竟是遭受过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国家。在东北亚核查问题上，美国人最不便直说的就是日本核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已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绝对敌人，而无核的日本则是可以让美国放手纳入“后院”且死心塌地为美国效命的“盟友”。2011年日本东部地区发生的“311”九级大地震在瞬间几乎毁灭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同时也为美国放手接纳日本除去了心病。

从中国方面看，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9世纪末的中国。目前中国拥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已使日本的军事技术优势大打折扣，而日本的军事技术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其优势。今天的黄海和东海——与19世纪90年代的甲午海战时相比——对拥有中远程导弹精确打击技术的中国来说，已属伸手可触的近海海域。相对于中国大陆这个永不沉没的超级大“航母”而言，任何进入它东面近海的他国航母都无异于儿童戏水轻舟，在对中国具有威慑力的日本潜在核能力因朝鲜的核崛起和“311”大地震的破坏大幅缩水后，日本相对优越的军事技术对中国根本构不成威慑力。

今天的东亚也不是20世纪初日本尚可在此呼风唤雨的东亚。现在的日本——与德国不同——因其对二战侵略罪行的无悔态度，迄今仍未获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感情上的接纳，这使得日本战后投降迄今与东亚国家不能建立信任遑论盟友的关系。2010年4月和7月，中国海军在东海至宫古岛东南公海海域组织正常训练【29】，此举令日本感到震惊并表示抗议【30】。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过度反应并没有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任何呼应。这只能说明日本在亚洲没有盟友遑论盟国。日本人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2010年8月10日，时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为了拉住韩国人，在东京“对殖民时期给韩国人造成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31】。不料此举却遭到韩国民众更为强烈的不满，2010年10月5日，韩国政府发布《马绍尔群岛朝鲜人抵抗事件和日军镇压真相调查报告》，披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日本军队强征至南太平洋的朝鲜劳工因日军欺骗他们吃人肉而反抗，惨遭集体屠杀。【32】同年11月3日，韩国《朝鲜日报》称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视察南千岛群岛，是“日本帝国主义遭到的报应”【33】。这说明日本与韩国的“盟友”关系只是美国强力撮合的关系，如果考虑到日本与持不妥协立场的韩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岛屿（比如独岛）之争，不难断定，日韩结盟根本不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民意基础。

韩国尚且如此，东亚其他国家与日本的真实关系更是可想而知。2010年11月，第十八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在日本横滨举行。按照十多年来的惯例，与会的领导人要身着会议东道主国家的民族服装并集体合影。本次APEC峰会让东道主日本感到尴尬的是，在拍摄大会合影时，会议不选择日本民族服装和服，认为只要“普通的正装就可以了”。服装的选择其实也是语言的选择。在APEC峰会上用服装表达东亚团结“语言”的惯例始于1994年的印度尼西亚茂物峰会。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为每位与会领导人送了一件蜡染印尼衬衣。此后，APEC会议主办国都会依照这个惯例，为领导人准备独具本国特色的民族服饰。这十多年间只有日本主办的会议“没有统一服饰”【34】。服装的不统一意味着东亚国家与日本没有基本的认知统一，这暗示着日本在东亚仍面临着失道寡助的外交环境。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讲演中分析国家战前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时说：

为了很好地为战争做好准备，这就不仅需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且必须在政治上为战争做好准备。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什么呢？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国。【35】

显然，日本在政治方面的外交准备——至少与今天的德国相比——是极不充分的。因此，日本近年来尤其是朝鲜成功核试以来的外交战略已有些“病急乱投医”的莽撞，其内阁一年一换宛如走马灯，其对外政策更是东奔西向，自相矛盾。

目前，东亚地区力量均势的天平正在向有利于大陆国家而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倾斜。

黄海、东海和南海

中国海区按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特征，大类分为黄海、东海、南海三个海区。黄海平均水深44米，最大深度在济州岛北侧，约140米。东海平均水深为370米，最深处是东海海槽，最大水深2719米。南海平均水深1212米，最深处大致位于中部，达5559米。隔开台湾与大陆的台湾海峡，长约370公里，宽约130至409公里，平均宽度约200公里，北通东海，南接南海，东临太平洋，东北邻琉球群岛，相隔约600公里；南接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隔约300公里；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最窄处为130公里。位于台湾东北方向的钓鱼列岛距中国温州市约356公里、距福州市约385公里、距台湾167～277公里；【36】但台海两岸分离的现实使中国对相当部分的深海区域不具有完全和有效控制力。

黄海历来是中国国防的“命门”，当然也是中国近代海权的“软肋”。黄海关乎东海的稳定和台湾地区的安危。日本近代攫取中国台湾就是从控制黄海制海权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仍野心不泯，而切断日本南取台湾的关键，还是对黄海的控制。这是从制海权的角度考虑。如果从制陆权的角度考虑，黄海不仅毗邻中国经济发达的江苏和山东两省，同时也是京、津等重要城市的海上门户。在此区域发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对中国政治安全有着全局性的严重威胁。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湾动，而台湾动则中国从而东亚动。因此，近代以来的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看得明白，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37】

控制黄海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台湾是西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后，制海范围就可直推至台湾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这大概就是最近菲律宾外交向日本倾斜的主要原因【38】。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汉代贾谊所说的“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39】之势。唯有将黄海、东海和南海视为一体并使之相互呼应，长期拖延的南海主权问题才能顺利解决。

朝鲜半岛位于中国黄海的北翼，而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以至中国台湾的安全，而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看做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辽东半岛犹如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位于东海的台湾则是连接和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黄海失，则台湾不保；台湾失控，中国在海南则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在台湾南北两段中，台湾以北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台湾尤其是台湾北侧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列岛就接近控制了台湾，而控制了台湾，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1895年日本攫取中国台湾就是当年甲午海战胜利的直接后果；1951年，美国介入朝鲜内战，也从封锁台湾海峡开始。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正是台海两岸分离才使中国在南海的攻势受到很大的限制。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周世钊和王季范谈他对中国抗美援朝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结果的考虑时说：

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40】

在南海方面，中国面临两个战略通道：一是进入太平洋的最近通道是巴士海峡，它在台湾和菲律宾之间，平均宽185公里，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相距大致为500～900公里。但与东海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相比，巴士海峡离中国大陆较远，而且与有岛屿争议的国家菲律宾较近。钓鱼列岛与日本相距近1000公里，而巴士海峡如与中国台湾平均的话，与菲律宾则相距不到100公里，显然，如果不考虑台湾当局的态度，中国大陆通过巴士海峡的护航条件远不如钓鱼岛。另一就是进入印度洋的必经的马六甲海峡。但马六甲海峡离中国大陆过于遥远，其路途上的纠纷也比较复杂，其矛盾性质也不同于东海，中国当用团结南海国家的方法，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通道安全。

需要说明的是，在“三海”即黄海、东海和南海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是不同的。如果以台湾为中界，在台湾以北的黄海和东海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台海统一，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主要对手是日本。我们知道，台湾回归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重要成果，是目前世界各国反复声明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也是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拒绝台湾当局进入联合国的法理基础。日本——与美国和东南亚诸国不同——从1972年至今仍坚持不承认而只是“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这表面上看是挑战中国，但究其实质是在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事实上，自苏联解体及由此引起的雅尔塔体系在欧洲自行消失后，日本就开始着手为颠覆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做前期准备。1999年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法》和2003年国会通过的“有事三法案”【41】及其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举动表明，日本已开始为其军国主义立场翻案。对此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2～1987）在《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中讲得直截了当：

还有关于宪法问题最大的争论点，也就是第九条的问题，第一项的规定保留着尚可，但对于第二项“不保持陆海空和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内容，就应该进行修改了。

对持续了近六十年的战后体制进行历史性转换的时机已经来临，而且也必须进行转变。不仅自民党，所有的政党都必须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立足点。这样的时期已经到来。不能修正自己观点的政党，就是所谓旧时代的政党。这就是至今为止的进展情况。还固守以前被麦克阿瑟占领后二三十年间的观念的政党，在国民中明显落伍。国民正在不断进步，所以遗留在旧体制中的东西就会被抛弃，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42】

日本是二战中亚洲唯一与德意法西斯签订同盟条约的国家，因此，日本颠覆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举动，引起的不仅是中日之间而且是日本与整个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矛盾。比如，日本与韩国是冷战中以美国为盟主的盟国关系，但近年韩日在岛屿主权争端中所表现出的却是日本挑战雅尔塔和平体系的矛盾。和平体系一定是法权体系，远东的雅尔塔法权体系是以镇压和剥夺日本法西斯及其权利为前提的，而现在日本要利用“冷战”与美国绑在一起来颠覆这个前提，在俄罗斯南千岛群岛、韩国独岛、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等提出所谓“主权”的要求，其结果是日本更加孤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问题上，中国索要的只是50年前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中国而中国却没有事实享用的利益，这样的要求有理、有利、有节，因而是得道多助和有胜算的。在台湾问题上，亚洲国家宁可接受一个资源供给丰富且有巨大回旋余地的中国，也不愿接受资源奇缺和生存空间狭小的日本。

在台湾以南的南海地区的矛盾相对比较单一，这里并不存在与雅尔塔和平体系相矛盾的国家。南海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多地表现为雅尔塔和平体系框架之中的包括“冷战”关系在内的矛盾。冷战是产生于雅尔塔体系中盟国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比如中苏之间存废《雅尔塔协定》的斗争、苏美之间在朝鲜半岛势力范围的争夺等，以及由这些矛盾产生的“两个阵营”——不管表现得如何激烈，它们都不出雅尔塔法权体系。比如，美国从不对苏联或俄罗斯在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的占领权提出异议，苏联或俄罗斯也从不对美国在冲绳的占领权提出异议。在南海地区，在雅尔塔和平体系中存在着两种矛盾：一种是“冷战”矛盾，另一种是历史领土纠纷。两种矛盾时而泾渭分明，比如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针对中国和苏联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时而混淆不清，比如，最近菲律宾参与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的同时又在黄岩岛主权问题上向中国叫板。前者是“冷战”矛盾，后者则是历史矛盾。但不管什么矛盾，它们本质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中诞生的国家之间因而不是绝对对立并且是可调整的同一法权体系内部矛盾。正因此，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得到东南亚国家的响应。更由于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和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有着相互依存的需求，它们——与日本不同——中的大多数国家始终与美国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保持相当的距离，其原因，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43】。有鉴于此，目前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积极响应，也正因此，美国更希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冲突，让中国在这冲突中为美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44】，将本不愿紧跟美国的大多数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45】，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更为困难。对此，中国应予以高度警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第一，黄海、东海和南海对中国海权建设而言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相互分立的三个海域，台海两岸的分治是中国三海不能形成一体联动的关键环节，因而台海统一是南海和东海所有问题解决的主要矛盾，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回归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二，南海和东海问题属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可调和的雅尔塔体系内部的矛盾，后者属具有根本性且不可调和的雅尔塔和平体系以外的矛盾，其（日本）力量呈现也比较孤立。第三，东海问题的解决应优先于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