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危机与社会心态（2）

3． 焦虑心态。根据 《环球》 杂志联合某门户网站的调查显示，截至 2011 年 3 月 6 日晚 6 时，在参与投票的 24743 名网民中，有 62． 33% 的人表示明显感受到压力的存在，并正在为此而焦虑不安。［6］焦虑心态的人群为何不断攀升？ 焦虑心态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社会竞争压力过大引发群体性焦虑。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是竞争，竞争带来了外来压力和内心的压力，比如学生考试拼分数，学者治学评职称，商人经营算营利，政界官员比晋升。而且，激烈的竞争在时间上不断向两端延伸： 不仅有高考、中考，甚至小学和幼儿园都要择校，人们长期处于高度竞争状态之下，人们的身心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适当的压力是人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压力过多过度过重，并不断增加和积累，就会损坏身心健康，弥漫为群体性焦虑。另一方面民生问题突出也会引发人们的焦虑情绪。在温饱需求获得满足之后，安全保障需求便日益突出。当代社会，虽然人们收入快速增长，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却在降低，同时，人们遭遇风险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目前，人们的不安全感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社会风气败坏。社会风气败坏、公众道德水准下降，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安全无保障的感觉，近年来，高楼玻璃幕墙坠落，商厦自动扶梯骤停，大桥相继坍塌，特别是 2011 年发生的上海地铁追尾案，更让民众对潜在的噩运心怀恐惧，安全感大幅降低； 二是社会生活保障体系不健全。体制转型过程中，国家和企业无力将人们的生老病死一包到底，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必然趋势，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社会保障严重滞后，致使低收入阶层对自己能否获得基本生存保障产生某种心理恐惧； 三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犯罪率持续上升、地方恶势力的出现以及执法机构徇私枉法，甚至出现警匪勾结等情况，都已引起人们对公共安全保障的深切忧虑和不满； 四是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近期网络上爆出的双汇 “瘦肉精”事件、上海 “染色馒头”事件、“地沟油”事件、山西 “问题疫苗”事件都印证了人们对食品、药品的安全担忧。

4． 质疑心态。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本质是权力与权利之中的民众处于 “权利匮乏”的尴尬境地。当前中国社会民众对权威公权力部门的合法性、公正性缺乏一致的社会认同，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强烈的福利受损感、社会不公平感和对公权力的质疑，而相关政府部门信息发布的不及时、措辞的不恰当更降低了这种信任度，特别是个别部门为了自身利益，掩瞒事实真相，发布虚假信息，使政府公信力进一步下降。在 “杭州飙车”事件中的 “欺实马”、云南监狱的 “躲猫猫”事件、高晓松醉驾案的判决、郭美美事件背后的真相等都体现出民众对公权力部门解决事件结论的质疑。质疑权威心态的危害性在于，在拒绝权威部门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的同时，却对谣言、流言等虚假信息敞开了大门。当各种负面信息暴增后，受此误导煽动的网民不满情绪也会急剧增长，致使政府公信力严重降低，对政府后续职能执行也带来极大的困扰。

三、消解网络舆情危机的社会心理疏导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良社会心态的产生是网络舆情危机产生之诱因，为此，探索行之有效的疏导机制势在必行，作为执政者来说，既应重视作为缓解性策略 “无形”的社会心态调适，也应着眼于建立长期性 “有形”的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治本之策。

1． 重视 “无形” 的社会心态疏导

首先，建立负面社会心态的预警监测。研究表明，群体情绪是可以测量的，因为群体情绪可以通过对于个体情绪测量来实现，也就是可以通过心理学的方法对于群体中的负向情绪进行动态监测，建立负向群体情绪预警机制； 当负向群体情绪超过警戒水平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设法动摇和改变群体中共同的社会认同和认知评价，通过改变群际关系和群体结构达到化解负向群体情绪的目的； 通过防止情绪污染来避免群体情绪扩散，也可以采取有意图的情绪污染来改变负向群体情绪，特别是利用群体中的领袖和有影响力的人诱发反向的群体情绪，从而弱化或消解不利的群体情绪。

其次，建立专门的心理卫生机构，开展心理咨询服务。不良社会心态的调控离不开具体的操作性指导。可以利用新闻媒体向大众宣传心理健康的知识，教会社会民众个体自我调节的方法。针对舆情热点事件作正面积极的宣传与引导，结合各种社会机构组织建立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中心和心理卫生的整体网络机构； 鼓励学者专家研究出版技术性、技巧性的个人心态调节知识与方法方面的书刊，广泛开展社会性的心理咨询服务无疑是一种便捷、实惠、可行的调节社会心态的有效方式。

第三，建立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民意表达机制不畅是社会心态失衡的关键因素，尊重和保障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表达，构建畅通有序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广大民众拥有平等的话语权，是缓解社会心理压力的重要手段。如保持官网畅通，提供丰富的官民交流平台，官网是公民和政府沟通的首选，公民可以直接与政府部门通话，表达诉求、传达信息、关注社会动态、了解政策变更； 可以建立各种心理热线、信访机构、公众听证、调查系统、媒体公示，为社会群体的交流搭建有效的平台。

2． 重视 “有形” 的社会问题的解决

首先，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心态具有最大的现实性，所以研究社会问题，制定国家、社会政策是必须考虑的出发点和归宿，如不以此为依据，不考虑民生、民意、民利，则政策就会失去民心，进而引发不良社会心态的产生，进而导致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因此，着力解决民生问题是消解舆情危机的理性回归。民生问题既是涉及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和生活的问题，又是涉及社会成员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问题，当前，我国民生问题比较突出，应切实加强以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加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与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解决民众广泛关注的就业难、看病贵、上学难、购房难等社会热点问题，让百姓有幸福感和安全感，这是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根本途径。

其次，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和完善公平、合理的分配体制和激励机制，缩小贫富分化，完善社会管理制度； 增进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互信、互助和相互理解，致力社会各阶层的和谐与融合，保持整个社会的活力，避免贫富差距、地位差别带来的阶层分化，防止长期底层认同带来的的群体极端化，避免产生群体性怨恨； 更重要的是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使人们习惯于使用法律途径解决矛盾冲突，降低人们使用法律策略的成本，培养全社会利用宪法、法律框架解决问题的信心和习惯，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第三，做好网络媒体的管理工作。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用得好，可以成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 用不好，负面思想观点、不良心态和不满情绪在其中很容易被迅速放大和走向极端化，甚至产生 “蝴蝶效应”，诱发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