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于执政规律的探索

规律所反映的是事物内在的必然联系，政党执政的规律，就是政党在控制和行使政治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反映政党政治本质和必然性的法则和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规律是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肯定会有重大差别;即便是相同社会制度、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因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差异，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也会有所区别。政党执政规律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执政党是否按规律办事，不仅关系到执政党的地位，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人民的福祉。执政党只有充分尊重和自觉运用执政规律，才能达到长盛不衰、永葆青春的目标;无视和违背执政规律，必将招致亡党亡国的祸害。因此，执政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研究和遵循执政规律。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新的转型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任务十分迫切，总结执政经验、探求执政规律变得更加重要。

一、从追求人民解放到人民富裕再到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要提高执政能力，需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探寻执政党的执政规律，及时变革合法性的基础，推动执政合法性的现代性转型。合法性是指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也即民众对现存政治统治的信任、支持和认同。合法性的实质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的认同。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是指“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1]。一个党是否拥有合法性，就看它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及其程度如何。合法性包括三方面的要素。一是统治精英与社会成员在政治价值上的共识;二是社会成员对国家权力的形成及其运行程序和规则的认同;三是社会成员对统治有效性的认同。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得以形成、维持的根源之一，因此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稳定、有序的重要基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以确立。此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地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其成员主要来自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天然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随着组织的壮大，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宗旨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也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为了实现这一宗旨，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以来一直孜孜以求。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这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只有能够把这两项历史任务自觉地担当起来并带领人民为此不懈努力的执政力量，才能成为中国人民合格的领导者。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在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脆弱，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天生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并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尽管相对于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它很快就在中外各种反动势力的联合围剿下归于失败，多党制在中国政坛只是昙花一现，无法实现中华儿女要求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迫切诉求。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国的社会既然与欧美不同，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同时，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中国不仅要走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而且要建立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和趋势说明一党专制在中国同样是行不通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行多党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顽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最终撕毁来之不易的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宣布各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导致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失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的结束表明，任何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专制势力和政权都不可能长久。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呼唤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政党制度，这一历史责任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承担了起来。中国共产党就是诞生在这么一种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成为中国革命或变革的共同目标诉求。其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中国共产党立志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终于如愿以偿地建立了新中国，成为执政党，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中，明确提出：“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2]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阶层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实践中经过比较选择，也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确立起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和政策，使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取得了民族的独立，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成了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各阶层的支持，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依靠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人民拥护共产党的根本原因，也是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和执政基础。离开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执政的基础。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内“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长期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正常发展遭受严重破坏，人民不但没有过上期望已久的富裕生活，而且还陷入了普遍贫困的境地。这一时期，较低的执政绩效一直在不断地侵蚀着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为了维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巩固合法性的基础，毛泽东期望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甚至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强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但事与愿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升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严重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和神圣地位，从而也进一步损害了党的合法性基础，使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为了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通过思想解放排除了人们的思想顾虑，“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改革开放的新路，“杀出一条血路”推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同时，现代化进程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从而释放出市场的巨大能量;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力量的壮大又助推了政治的制度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迁和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使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实现了从人民解放到人民富裕的转变，对执政党产生了较高的评价和认同，这样就不断补充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3]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中国进入转型社会的“不稳定状态”。这一方面给经济社会体系增添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带来严峻的挑战，使党的执政方式遭遇到一系列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执政主体利益诉求的困境、权力行使方式的困境等。另外，随着政治发展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转变，现代政治观念如民主、平等、自由、法治、参与成为普遍的追求，由此导致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评价标准发生变化，传统的“君权神授”、“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自然难以继续维持执政的合法性，民众也不仅仅满足于政绩合法性，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政治观念相适应的政治合法性成为人们的更高追求。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法制意识有了很大提高，这些都使公民对党和政府扩大民主、依法执政有了更高的要求，公民自身的政治参与期望也不断提高。执政者能否及时地满足民众的现代性政治观念的诉求，已经成为能否进一步获取合法性认同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关键时期，最容易产生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正如李普赛特所指出的那样：“合法性危机产生于向新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新社会结构建立以后，如果新制度在足够长的时期内不能满足主要群体的期望以便在新基础上树立合法性，就会产生新的危机。”[4]由于执政方式遭遇的困境，导致共产党执政资源大量流失，需要不断及时地补充新的合法性资源，对自身的执政方式进行反思。否则，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因为资源的流失而严重削弱，甚至出现合法性危机，危及到党的执政地位。面对这一系列的困境，我们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应当是对“全能性政党”的扬弃。中国共产党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制度和方法来执政，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全面阐述了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以人为本是贯穿十七大报告的一条红线，它丰富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乃至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外交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以人为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中心位置，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等现代性政治民主诉求，以法律化的制度规范设定民众认同的程序化的政治体制、政治机制和政治行为规则，执政党的行为也同样遵循这些规则，从而获取马克斯·韦伯所指称的法理性的合法性资源，这样就完成了从人民解放到人民富裕再到人民民主的路径，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断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