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领导干部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评价（3）

3、关于政府自身改革与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

政府自身改革，一直是行政体制改革中公众最为关注的一个领域。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自身改革的阻力最大，难度也最大，而公众的期望值往往又很高。所以，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能不能自我革命，成为观察整个行政改革成败的重要指标。政府自身改革的内容很多，本次问卷中主要涉及行政问责、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三公消费”、对公权力的制约以及反腐败、政府诚信、微博问政、以及政府绩效管理等。总体来看，公众对政府自身改革虽然给予了成分的肯定，但同时也表现出较大的担忧。比如在回答“您怎么看待当前的‘三公消费’情况”（多选）这一问题时，只有11.7%的人选择“政府控制‘三公消费’措施得力，产生了明显成效”；而选择”政府控制‘三公消费’措施不力“的人占66.2%，选择”‘三公消费’透明度低，是一个黑洞“的占64.9%，选择”公众在‘三公消费’中的监督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发挥“的占55.9%。这充分说明，连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对“三公消费”也是很不满意的。

对于反腐败问题，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都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开展反腐败工作，占85.1%，而认为反腐败“成效明显、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的只占9%，认为“成效不明显，腐败问题依然大量存在”的占56.8%，认为要完善惩防腐败体系和加强舆论监督的，占71.6%。这说明包括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在内，对目前我国反腐败的严峻形势有清醒的认识。

与反腐败问题直接相关，在回答“您认为当前公权力约束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时，选择最多的是”‘一言堂’、‘土皇帝’、暗箱操作等不良现象依然存在“，占69.8%，其他依次是“执法不严、执法不公”（61.7%）、“公权约束相关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54.5%），“滥用权力、滥用法律，不依法办事”（47.3%）。这个结果有点出乎我们意料，这就是在相当一些地区、部门、单位，一把手滥用权力、独断专行等问题成为腐败的重要源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由此我们可以想到，连这些党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都有这样强烈的感觉，对于普通公务员以及广大民众而言，就更是如此了。

为了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参与被调查的党政领导干部也充分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比如对于公众最关心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问题，选择最多的是从“新提拔的领导干部”公示开始，占44.6%，认为“需要一段时间过度”的占28.8%，上述两项加起来高达73.4%，而认为“不成熟”的占23.9%。这说明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是赞成建立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这一改革的。在回答“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阻力来自何方”问题时，选择最多的是“关键在上层”（64.9%），其次是“基层党政官员”（62.2%）。这说明，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主要障碍在两头。而这项制度能不能真正确立，主要在上层的决心。

在回答如何批评价和改进政府绩效管理工作问题时，有高达73%的人认为“指标体系不科学，以‘GDP论英雄’的思维仍然占主导地位”，并认为过去政府绩效评估，以政府自身评价为主，与公众的感觉距离较大（61%），建议绩效管理改革要与官员选拔等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70.35）。在绩效管理中，官员问责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对于行政问责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选择最多的是“问责法制不完善，问责主体缺失及问责课题模糊”（68.9%）、“问责程序不够完善，救济制度不够健全”（64%）两项。对于如何改进和完善行政问责制，选择最多的四项依次是：“推进政务公开，建立多渠道、高效率的投诉体系”（ 64.9%）、“整合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对象，严格问责程序”（64.4%）、完善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政府问责体系“（56.3%）、“积极探索公平的行政问责机制”（55.9%）。上述现象足以说明，对于政府绩效管理有切身感受的党政领导干部，不仅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有较高的共识，而且对如何改进和完善这方面的工作，也给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在问卷调查中，特别设立了有关政府公信力、政务公开以及微博问政等内容。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互联网时代，

政府的公信力与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问政等有直接关系，公众对政府信息的公开的诉求也与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有关。比如在回答“你如何看待政府公信力的”问题时，选择最多的两项是：“政府要让社会诚信，自身首先要诚信；政府自身诚信度低，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81.1%），“政府公信力不高，公信力在下降”（63.1%）。这表明党政领导干部对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担忧，认为政府自身诚信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74.8%）。

在回答与政府诚信问题息息相关的政务公开问题时，只有11.7%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择“政务公开取得重大进展，社会满意度大大提高”，而选择“在一般问题能够公开，但关键问题上仍然是暗箱操作”的竟然高达77.5%，有61%的人选择“政务公开说得多，做得少”，还有41.9%人选择“政务公开一般，民众不满意”。还比如在回答“官员微博为什么受关注”这一问题时，有64.9%的 党政领导干部认为“这是网络问政的一种形式，可以沟通民意，解决问题”，有60.8%的人认为“官员的身份特殊，官越大，关注度越高”，还有30.2%的人认为“官员们要放下姿态，与民平等，讲实话，不讲官话”。这一结论，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拥有5.5亿网民、3.3亿微博的互联网时代，政务信息的公开度，不仅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且也会对政府形成持续的挑战和压力。作为网络问政的重要形式，微博问政中党政领导干部只有放下架子，敢于直面网络，直面负面信息，才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更好地发挥微博问政的作用。

（四）对未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期望

对于未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以及行政体制改革遇到的障碍，被调查的党政领导干部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而且看法相对比较一致。比如在回答“行政体制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问题时，有45.4%的人选择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并认为”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行政体制改革都难以成功，甚至还会倒退“。另有38.7%的人也基本同意上述看法。这两者加起来高达84.1%，构成了这一看法的主流。而回答不同意的人只占11.3%。值得注意的是，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不同类型的党政领导干部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厦门局级领导干部班和中央机关处级领导干部班的判断非常接近：前者持”同意“和“基本同意”的人占85%，后者持“同意“和”基本同意”的人占83.3%。二是处在不同层面处级领导干部的判断，则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比如处在省级党政机关的处级领导干部的北京大学云南班，持“同意”和“基本同意”的人竟然高达93.1%，而处在县级层面的县长为主体的国家行政学院青干班，持“同意”和“基本同意”的人只占74.3%，二者相差了近20个百分点。这说明，同一问题，由于党政领导干部所处的领导地位以及工作对象、内容、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他们在认识和感知方面的差异。这也再一次证明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至于如何通过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为行政体制改革扫清障碍，绝大多数被调查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判断，也是比较一致的。比如在回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行政体制改革开辟道路，有人说突破口要从推进党内全面推行差额选举开始，然后扩大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差额选举，你认为这一突破口的可行性有多大“问题时，竟然有54.5%的人回答”可行，可以先试点“，有11.3%的人选择”最佳选择“。两者加起来达到65.8%。这说明，绝大多数被调查的党政领导干部对以扩大党内民主为核心的差额选举的改革，是认同和支持的，对未来我国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充满信心的。不过对于不同类型的党政领导干部而言，他们的回答也是由差异的。比如持“最佳选择”和“可行，可以先试点“看法比列最高的是中央机关处级领导干部班，占93.7%；最低的是国家行政学院青干班的学员，占77.1%。而厦门的局级领导干部班和北京大学的云南省级机关处级领导干部班，则基本相同，分别为87.5%和86.2%。而认为”不可行，风险较大“所占的比例从4.2%到22.9%不等。其中认为”风险较大“比例最低的是厦门的局级领导干部班，占4.2%；认为”风险较大“比例最高点是国家行政学院青干班，占22.9%。其余几个班的比例都在9%以内。这一现象反映出，被调查的中央机关党政领导干部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对待改革风险认同上，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其所持态度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