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就是在不断挣脱“囚徒困境”

提起理性人之间的合作，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挑战是博弈论中所谓的“囚徒困境”：每个理性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最好的行动，但最后导致对所有人不好的结果——这正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于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发明了诸如言语、文字、产权、货币、价格、公司、利润、法律、社会规范、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甚至钟表、计算机、网络等各种各样的技术、制度、文化，以求走出“囚徒困境”，不断走向合作，由此才有了人类的进步。当然，每次进步都会伴随新的“囚徒困境”。比如互联网为人类提供了更大范围合作空间，但也为坑蒙拐骗行为提供了新的机会。

因而，在经济学家张维迎看来，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创造“囚徒困境”，又不断走出“囚徒困境”的历史。他的新著《博弈与社会》正是以产权制度、市场机制、法律、社会规范、政府行为、大学治理等社会问题为引子，探讨了“人类如何走出‘囚徒困境’，走向合作共赢”这个主题。为了形象地、全方位地审视“囚徒困境”问题， 张维迎化繁为简，首先讲述了一个“智猪博弈”的故事。话说一个猪圈里有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在猪圈的一头装有按钮，另一头装有食槽。在这头按一下按钮，那头的食槽会出现8单位食物。但不管是大猪还是小猪，按钮都需花2单位食物成本。如果两头猪一起按，各付2单位食物成本，然后大猪吃到6单位食物，小猪可吃到2单位食物，扣除成本后，双方净收益分别为4和0。如果大猪按、小猪不按，则小猪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可吃到3单位食物，大猪按完后跑回来还可吃到5单位食物，扣除其按按钮的2单位成本，大猪净收益也是3。如果大猪不按、小猪按，大猪可不付出任何代价吃到7单位食物，小猪则只能吃到1单位食物，扣除其2单位食物成本，则小猪的净收益为-1。

在这个“智猪博弈”中，大猪没有占优战略，大猪的最优选择依赖于小猪的选择。而对小猪来说，如果大猪按，最优选择是“不按”（3>0）；如果大猪不按，最优选择仍是“不按”（0>-1）。选择“不按”是小猪的占优战略。显然，小猪在决策时并不需要假定大猪是理性的，因为无论大猪是否理性，小猪的最优决策都是“不按”；但大猪的情况不同，即使小猪是理性的，如果大猪不知道小猪是否理性，就没有办法选择。假设大猪不仅是理性的，也知道小猪是理性的，那大猪的最优选择只能是“按”。博弈结局就是：大猪“按”、小猪“不按”，各得3单位食物的净报酬。

“智猪博弈”的均衡解，在现实中有许多应用。譬如，在股份公司中，股东承担着监督经理的职能，但有大股东和小股东从监督中得到的收益很不一样。监督经理需要耗费时间搜集信息，在监督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大股东从监督中得到的好处显然多于小股东。所以，均衡结果是，大股东担当搜集信息、监督经理的责任，小股东则搭大股东的便车。股市上也是如此，“跟庄”是散户的最优选择，而庄家则必须自己搜集信息分析行情。市场中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研究开发，为新产品做广告，对大企业来说是值得的，对小企业来说则可能得不偿失。所以，大企业往往负责创新，而小企业把精力花在模仿上。国际范围的反恐怖主义活动也类似一种“智猪博弈”。在全球化时代，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现象，伤害所有的国家。但反恐的成本极高，所以小国没有反恐积极性，一定是大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小国搭便车。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就是这个道理。社会改革也同样有类似的情况——同样的改革给一部分人带来的好处可能比另一部分大得多。此时，前一部分人比后一部分人更有改革积极性，改革往往就是由他们推动。如果改革能创造出更多的“大猪”来，改革的速度就会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