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党政分开”内涵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这涉及到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党政关系问题。所谓党政关系，就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30多年来，围绕着党政关系，人们主要形成了“党政合一”与“党政分开”两种模式之争，其中包含着很多正确的观点，但也存有失之偏颇的看法。这其中就包括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党政分开”思想的误读。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的政权结构以及党政之间的关系和苏联大体相同，正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因而，中国的党政关系也是苏联的“党政合一”模式。由于苏联实行的“党政合一”弊端太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吃尽苦头之后，应在总体上放弃这一党政关系模式。对于西方国家的“党政分开”，我们已经了解了其中有着很多的借鉴启发之处，这种党政关系的模式在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内能够进行良性的运转，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照搬照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现有“党政合一”与“党政分开”之外的第三种党政关系模式，即建立“党政分合”的新模式。

“党政分合”的新模式，就是党政关系既分也合的关系，有分有合的关系。实行“党政分合”的新模式，要求我们对原有的党政关系进行一番分开和整合的重构，该分的坚决分出去，该合的坚决合起来。

首先，要进行“党政分合”中的“分”。“分”，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因为原有“党政合一”带来的弊端。1978年，邓小平根据几十年党政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党政合一”和实行“党政分开”的问题。他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的主题报告中指出，过去“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对此，必须进行改革，实行党政分开。1980年8月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邓小平系统论述了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指出，要“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党委发指示、作决定。”同年12月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邓小平说：“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职能和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就只有最为基本的两项，一是提出国家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确立政治方向和目标；二是决定国家机关的重要人选。1986年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这说明，党政分开的基本要求，就是科学地认清党政职能的性质和职权范围，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重叠、职责混淆等问题，党委不再对行政进行干预，集中精力管好大事，从而建立新型的党政关系。简而言之，“党政分合”的“分”，就是必须把政府的行政权从原来的“党政合一”那里分出来，确切保证政府职能的独立，让政府能够独立地进行行政的全过程工作。党和政府的关系应该这样“分”，党同司法系统的法院、检察院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关系也应该这样“分”。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