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老大”是如何形成的（2）

追求世界霸主背后的动力

霸主地位的诱惑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利益，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是追逐经济霸权利益。工业革命之前，领土征服是一国扩大财富的主要手段。由于没有突出的技术进步，经济和财富增长的基本因素是土地和人与土地的比率。一国财富和力量增长主要源于可以产生经济盈余的领土。在现代国际体系下，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角，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科技之上，世界性市场经济出现，霸权扩张形式改变，由以帝国和领土扩张为获得财富的手段转变为以民族国家和经济扩张为积累财富的手段。

二是扩大对其它国家的影响。追求霸权的国家使用威胁和高压政治手段，组织联盟国以及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来创立一种国际政治环境和国际体系的规则，这有助于它们实现政治和经济利益。

三是推广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霸权稳定论认为，自由经济制度是霸权的产物，只有在霸权的情况下，自由经济秩序才能繁荣发展。要使市场机制在国际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霸权国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价值观也关系到霸权国的合法性。许多国家愿意接受霸主领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霸权国在意识形态、宗教或别的方面得到与其有共同价值观国家的支持。西方学者试图通过对霸权对自由市场体系的作用及其合法性的分析，来维护和推广自由价值观。在吉尔平看来，美国二战后发起建立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马歇尔计划、带头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主要出于自身利益，即在经济上维护自由世界经济，在政治上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向国外弘扬其价值观念。

纵观世界霸权演变，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贯穿始终；对领土的争夺曾居于突出位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和影响逐渐式微;价值观因素长期存在，但不占主流。随着苏联崛起，美国追求霸权的价值观色彩增浓。一方面，展开意识形态攻势，传播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与欧日结盟，确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地位，与苏联争夺霸权。

霸权成本与“软实力”战略

霸主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支付霸权成本。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公共产品理论引入国际关系，提出国际公共产品对国际体系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对霸权国的“稳定器”作用。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有三类：一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上的非歧视性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开放贸易制度，二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三是国际安全的提供。

金德尔伯格认为，国际公共产品具有不同于国内公共产品的特性：一是国际体系不存在通过投票建立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世界政府，二是国际体系中“白搭车”现象严重且无法消灭，从而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永远赶不上需求。为解决国际公共产品面临的既无世界政府又永远供应不足的问题，吉尔平等学者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认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不是世界政府或其他国际权威，而是霸权国。霸权国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各种公共产品。尽管明知有“白搭车”者，霸权国仍要为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作出牺牲，以便取得其他国家对它所建立秩序的认同。取得其他国家对秩序的认同是霸权国得到的收益，而提供公共产品和容忍“白搭车”者则是霸权国付出的成本。

霸权国因发展不平衡规律、成本收益变化和“白搭车”现象被侵蚀而走下坡。市场按其自身规律运作，竞争机制使市场经济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竞争优势不断由一国转向另一国，霸权转移不可避免。按照边际成本学说，每单位国际公共产品的增加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成反比，公共产品提供越多，霸主国的收益就越少，而付出的成本却越大。一旦它从国际秩序中得到的收益减少，并减到不足以抵消其为维护秩序所付出的成本时，霸权也就开始不稳。由于存在“白搭车”现象，霸权国往往长时间为保证公共产品的充分供应而付出远超出其应承担的成本。“白搭车者”一方面从经济上加重公共产品的成本负担，削弱霸权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从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权国沮丧，失去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欲望和动力。日本学者筱原三代平指出，霸权国为维持国际秩序所付出的成本从根本上削弱甚至摧毁了霸权的经济基础。

美国设法维护霸权，软实力在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面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霸权开始下滑的局面，美国学者设法寻求良方。吉尔平提出责任分摊论，提出国际公共产品应非霸主一家提供，需要有关国家分担，美国霸权需要外国伙伴来支持，这个重担应落在日本的肩上。美国学者基欧汉提出后霸权理论，其核心是通过多国合作形成的国际制度来维持国际秩序。实际上，后霸权合作论与责任分摊论在美国外交实践中已融为一体，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中都有表现。

美国有学者引入“软实力”的概念，不赞同“美国衰落论”，并提出维护美国霸权的新主张，强调文化、价值观的作用。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利用东西方缓和之机，在美国的霸术中引进了“软力量”，提出美国除了维持力量均衡，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权力有硬权力与软权力之分。硬权力即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军事、科技力量和资源禀赋;软权力是指一国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确立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的能力。他认为，当今世界权力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间接权力增值”即软权力显得更为重要。从过去500年的历史来看，不同的权力资源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支配国来说，无形的权力资源即价值观的力量越来越重要。他认为，美国所拥有的传统实力资源仍举世无双，而且还拥有意识形态和体制方面的资源，对美国要全面分析，充分考虑软权力因素，美国实力衰竭的立论站不住脚。著名学者华尔兹曾有一个论断，“如果美国能够连续保持5%的经济增长率，对美国实力的好处就会超过与英国的同盟”。约瑟夫·奈认为，这正是现实主义学者看不到软权力价值的典型表达。美英结盟不仅是实力的结盟，也是价值观的结盟，是“间接权力增值”行为。它带来的长远利益要比经济增长宝贵得多。

二战后的情况表明，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在美国霸权战略中居于突出位置。美国国家战略一直重视意识形态，将输出推广美国文化、价值观与拓展经济和安全利益并列为三大目标和支柱之一。冷战时期，美苏争霸集中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冷战后，克林顿政府于1994年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明确提出美国谋求领导世界，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市场经济制度、美国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力量的目标。“参与和扩展”战略表明，美国的目标不再是与苏联争霸，而是独霸世界;美国战略的实施也不再有特定范围和限度，而是空间范围更广、手段更多、目标更大;传播美国文化、价值观是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片面强调使用硬实力，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即便如此，也并未忽视软硬实力结合，如推行“颜色革命”。奥巴马政府针对布什政府对外强硬政策造成的国力受损、国际形象下滑的局面，推行外交变革。最突出的是，国务卿希拉里推出“巧实力”外交。巧实力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而是综合这两者，灵巧地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简言之，“巧”就是要变过分依赖硬实力为软硬兼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