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老大”是如何形成的（3）

中国被屡屡误读猜忌的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约10%的速度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但同时也对现有国际体系及利益关系带来强烈冲击。近年来，外界特别是西方针对中国的各种论调层出不穷，“中国威胁论”尤为突出。

历史上，中国威胁论源于“黄祸论”。当代中国威胁论始于冷战结束。随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威胁论不断蔓延，并且花样翻新，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是经济威胁。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争夺资源和市场，损害西方现有的经济利益。中国已是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贸易、投资等经济领域的竞争，造成西方国家失去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二是军事威胁。有人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必然提升军事力量，也会如历史上的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一样走对外军事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夸大中国军费的增长及其给亚太地区均势带来的威胁，夸大中国军力增长将带动地区军备竞赛。宣扬中国将使用武力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

三是对现存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挑战。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兴发展中大国，西方担心强大的中国会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一些国家不仅感觉到现实的经济竞争，而且感觉自己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也受到了冲击。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担忧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联合起来对西方“普世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

此外，还有“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以及中国在太空、网络等“新疆域”对美国构成威胁等论调。随着中国加强开展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美国一些机构和人士也加大渲染中国文化及软实力的竞争挑战。

中国威胁论的产生有其客观背景：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力增强是客观事实；二是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近来升温；三是中国企业和人员大规模“走出去”，在海外出现过一些问题；四是中国民众越来越关注国际和外交事务，随着新媒体发展，有些情绪化的语言传播到国外，容易产生误解。而国外特别是西方对中国崛起及未来走向的误读和主观猜忌则是主因。

首先，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霸权思维在作祟。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科技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居于领先地位，长期形成一种优越感。它们在占据世界主导权的同时，坚持自己的中心地位，不愿意接受非西方国家与它们平起平坐乃至形成超越。作为社会主义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快速发展是西方不愿接受的。美国人把世界“老大”地位看得很重，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担心和防范哪一个国家会挑战美国霸权，不希望也明确表示决不当世界“老二”，自然会对中国崛起很敏感。

其次，西方用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简单推导。世界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就是进行侵略扩张、征服和掠夺别国的历史。西方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随着实力壮大，必然挑战主导国的领导权，战争不可避免。据此得出结论：中国崛起将对其他国家形成威胁。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将权力作为大国政治的核心要素，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必将引发冲突和战争。走向强大的中国将对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日本和俄罗斯将没有实力遏制中国，美国将在东北亚保留其军事力量，以遏制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威胁。

其次，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价值观差异根深蒂固。西方一直将社会主义国家视为竞争对手和威胁，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怀有恐惧感。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行改革开放，但西方还是担心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挑战。西方文明强调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崇尚个人自由，这与“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求。纵观西方文明史，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具有很强的好战性、征服性、扩张性。在这种文化指引下，想继续霸占世界资源、享受世界财富的西方，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本能地抛出“中国威胁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别有用心。一是借助渲染中国威胁，有意制造地区紧张气氛，挑起它们对中国发展和增加军费的戒心，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为其插足亚太、维护霸权提供可乘之机；二是通过夸大中国发展，将中国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分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为其拒绝承担促进南北共同发展的责任制造理由；三是通过制造一个“假想敌”，增强传统盟国间的凝聚力，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提供“合法性”；四是利用舆论手段，抹黑中国，消除“中国模式”的影响，实行“软遏制”，这比过去采取的“硬遏制”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

中国威胁论危害性极大。如不加以驳斥，势必加深误解，损害中国形象，干扰中国对外友好关系的发展，破坏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