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国际身份的七种解读（2）

关于中国国际身份讨论的谱系

在中国的有关讨论中，观点和分析明显存在派别或者“倾向”。虽然看法不同，但认为这些派别相互排斥是不正确的； 它们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但有时是互补的。此外，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和官员往往是折衷的思想家，虽然深信某种理论学派，但常常发表与其他学派相似的观点。

中国普遍存在认知复杂性。人们还发现，不同学派与研究机构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尽管可以说这个机构是“现实主义的”，另一个机构是“全球主义的”，但并不是那么简单。各种理论和研究机构相互交叉。

由于存在相互竞争的国际身份，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反映了几个因素。官方政策说明了这一点，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虽然这些显然是不同的政策取向，但它们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根据笔者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了解和互动，有七个显而易见的不同观点。这个谱系包含了从极左的孤立主义的观点到极右的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和机制的观点。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分布着从更现实主义到更自由主义的其他理论学派。

1． 本土主义派

在频谱的一端是“本土主义”学派。这是一个民粹主义、排外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集合。该学派不信任外部世界，寻求完全的民族独立，不信任国际机构，认为中国不应该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该学派大力批评西方，尤其是美国。该学派具有浓厚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倾向。本土主义者是一个分散在多个研究机构里的松散的联盟，事实上它的很多主要倡导者是独立的学者。

本土主义者是国内政策辩论中“新左派”的双胞胎。双方一致认为“改革开放”政策在过去的 30 年侵蚀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完整性，使中国文化受到外国的不良影响和腐蚀，并损害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权和独立。

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从未向世界敞开大门，就不会失去这些东西。他们认为，国内改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而“和平演变”是其国内主要威胁。因此，乌克兰和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关注。他们主张的主要政策重点应该是反和平演变和关闭中国的大门。

国际事务方面，本土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不公平的，有利于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只是通过努力而消除贫困，而是需要对全球秩序作出根本改变，将北方国家的收入和资源再分配给南方国家。在这方面，他们与“全球南方”学派的观点一致( 见下文) 。本土主义者还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国际化的过程，类似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描述。

2008—2010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给了这种观点底气，因为很多人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终于把世界经济带到了灾难的边缘，正如列宁1917年的预言。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其实可以追溯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标志着“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战争表明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时代终结了。乔治·W．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新列宁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以及许多有关“新帝国主义”的文章和书籍的复兴。虽然他们的分析多数仍是20世纪80年代分析的老调重谈，但这些学者在解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秩序的新发展方面走得更远。他们还指责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太软，认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只是一种错觉。本土主义者有超民族主义和强烈的反美思想。

2． 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派

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在有关国际关系和中国的全球角色的议题中占据主要地位。现实主义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世界观长达数个世纪，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将民族国家作为其核心分析单位，坚持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原则，拒绝有关跨国问题的议题。和其他国家的现实主义者一样，他们往往认为国际环境是无政府主义和不可预测的，从而重视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抵御外界压力。

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可细分为“进攻”和“防守”，或者说是 “硬”和 “软”两个阵营。他们都认为，国家必须构建自身的实力，将他们的观点区分开来的是运用国家力量的目的。主张硬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强调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主张软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强调外交和文化力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其新建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影响力，从根本上迫使他国服从中国的愿望。他们认为，不用的权力是毫无价值的。例如，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其持有的美国国债迫使华盛顿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或惩罚向台北出售武器的美国大公司。他们希望中国在西太平洋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军事存在( 特别是海军) ，迫使美国停止接近中国的海岸线。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赞同中国应该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主要是为了“有备无患”，即阻止侵略和台湾独立。

现实主义者存在于整个军队、一些大学和智囊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期刊和书籍充斥着强硬的现实主义语气。一些平民学者，也自称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和平崛起”是一个危险的理论，因为它给潜在的敌人( 包括台湾) 的讯息是，中国不会武力保护其国家主权和利益。“和平发展”的观点，与“多极世界”和“美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论调，误判了国际形势，并可能导致中国出现政策失误； 认为中国的对美政策应该更加自信，坦承“美国长期损害中国利益。中国应该对美中关系的状态感到不满。它不是一个良好状态。如果中国不反对美国，美国就会伤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傀儡”； 认为多极化是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个过于乐观的看法，低估了中国所面临的来自美国霸权的严峻挑战，放松了中国的警惕。

从这些方面来看，现实主义者对中国的外部环境、两岸关系和美国的看法是悲观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作出了狭隘的和符合自我利益的界定，拒绝全球化、跨国挑战、全球治理的概念和政策。中国现实主义倡导者倾向于认为( 这一点与本土主义一样) ，西方争取中国更多参与全球管理和治理是一个危险的陷阱，是为了用光中国的资源，并延缓中国的发展。

3． 大国学派

“大国”学派的成员倾向于认为，中国应集中处理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关系，如美国、俄罗斯，可能还包括欧盟，同时相对弱化对发展中国家或多边外交的注意力，他们的口号是“大国是最重要的”。毫不奇怪，该派学者们是美国、俄罗斯、欧盟方面的专家。有趣的是，尽管他们认为中国是大国，但都不认为印度、日本、东盟是“大国”。

该学派认为，没有与大国间强大的、稳定的关系将损害中国的利益和使中国的其他区域关系复杂化。大国导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驱动力问题，西方大国( 美国和欧盟) 是先进技术以及资本投资的主要来源。俄罗斯是个案，但它被看作是能源和军事装备的一个重要供应商，一个投资地，关乎中国的国家安全。该学派研究人员往往认为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从而认为保持与华盛顿的和谐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该派的大部分成员属于中国的美国研究机构。该学派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任期内居主导地位，因为这一采取的是“美国优先”的政策，但在胡锦涛时期就没那么大的影响了，因为这一任期实行的是更多元化的外交政策。

不过，该学派中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强调俄罗斯。有学者认为美国这条路对中国来说是个死胡同，寻求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只是一厢情愿，是弊大于利。中国的外交政策要进行调整，要与莫斯科发展更密切的关系。这些批评者呼吁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这一点上与本土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点相同) 。他们对于邓小平首先提出并且过去 30 年一直延续的强调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政策同样是持怀疑态度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希望欧盟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新兴力量”，但现在中国的分析家们感到失望，并开始对欧盟感到幻灭和不屑一顾。

虽然学者和专家们就以哪个大国为导向争论不下，但他们也指出，大多数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和决策者对中国的国家需要和利益是务实的，因此仍然采用大国导向。他们的逻辑是，中国与任何上面提到的三个大国的紧张关系对中国来说都成本过高。因此，很明显有一个重新定位，即从江泽民时期实行的“排他地”只重视美国转变为胡锦涛时期更加平衡和全球性的政策。

4． 亚洲优先派

在这个谱系当中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将中国外交的注意力集中在其周边和亚洲邻国。“亚洲优先”派认为，如果中国的邻居不稳定，将是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一个主要障碍。因此，中国外交应该优先在中国周边建立外交关系和稳定的环境。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每个大国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后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讨论各种区域的发展态势，包括不断发展的地区多边框架，美国和印度的作用，朝鲜问题，东盟的作用，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其他亚洲议题。有关这些讨论没有发生重大分歧和辩论。不奇怪，该派学者主要由亚洲问题专家( 而不是研究世界其他地区或国际关系的专家) 所组成。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亚洲优先 ”派开始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继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1999 年的“和平与发展的辩论”而得出结论即中国在其周围太被动后，中国开始更多强调其周边外交。北京在“睦邻、安邻、富邻”的名义下开启了其持续的积极主动和合作性的地区外交时期。这个“亚洲优先”战略自 1997 年后的十多年产生了很多的成果，中国的周边关系显著提高和稳定。然而，2009 年以来，由于北京采取了更加自信、偶尔好战和苛刻的音调和姿态，中国与周边邻国间又出现了紧张局势。

与东盟国家在中国南海和区域性多边机构建设中不断增加的摩擦，与印度的领土和政治争端所致的局势激化，2010 年 9 月因一艘渔船进入有争议的海域而与日本产生争执，“天安号”事件后造成中韩关系恶化，所有这些都使北京与邻国的关系趋于紧张。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区域形象，并且抵消了其近十年所作的积极关系构建。

推动“多边地区主义”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是“亚洲优先派”下面的一个重要的亚学派。这些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建构主义者”，是从国外的国际关系建构主义中获取的灵感。相比国际法，他们更强调规范的行为，主张推进制度化合作和集体行为。中国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蕴岭教授是这项运动的发起人，均为建立亚洲的区域制度和提高中国在这些机构中的参与作出了卓越贡献。

强调中国与亚洲的关系的那些人也不排除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他们认为相对于大国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亚洲也不应该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