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国际身份的七种解读（3）

5． 全球南方派

“全球南方”派认为，中国主要的国际身份和责任与发展中世界一致。该派观点源于中国长期以来的自我定位，即发展中国家。其成员认为应该把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长期合作伙伴和客户国放在优先位置( 或至少采取一个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把它们考虑进去) ，并代表它们的利益。这一逻辑体现为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非合作论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G20 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给予“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计划和债务减免，发达国家应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等方面。

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从事发达的北方国家研究和从事南方国家研究的人员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后一组中国分析家日益注意到发生在发展中世界的分裂。他们已经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各不相同，很难简单地把这些国家归为一类。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是良好的、一般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是对抗的。虽然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听起来不错，但新的摩擦也不断出现。

该学派认为，在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已经分成三组。首先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巴西、智利、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第二组是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和泰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800美元至 7000 美元不等。第三组是最不发达国家( 一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 。由于这些国家差别很大，这些分析家认为，中国需要就至少这三组发展中国家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而不是相同的政策。然而，对该派学者来说，中国仍要把自己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它有责任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保持共同的国际立场，即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大国。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需要继续其身份定位和南南团结，因为它为抵御西方提出的如下议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交支持，如西藏、台湾、人权、气候变化等。毫不奇怪，该派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金砖四国) 集团的坚定拥护者，也强烈支持以 G20 为工具将权力和资源从北方向南方的重新分配。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是一个现状修正者，而不是一个现状维护者。

6． 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派

沿频谱向右，“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学派认为，中国应该逐步扩大其在全球的选择性参与，并只参与直接涉及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该学派内部也存在分歧。有的认为中国应该只参与联合国授权的行动，有的认为中国应该只介入周边地区而不能太远，还有的则认为，中国不应该限制自己与其他大国一起介入多国 ( 有别于多边)行动。

在该学派中，全球治理的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很多人质疑这是否是中国的责任，中国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一责任。许多人简单地认为，中国没有准备好，不具备充分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有专家直言不讳地宣称，“中国都不能管好自己，怎么能管全 世界？”许多 人对于对外承担过多 深 表怀疑。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美国和欧盟呼吁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或“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只是一个试图延缓和破坏中国发展实力的新花招。正如某位官员所说：“［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试图在政治上颠覆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在战略上遏制我们；近十年中，又想通过国际事务透支我们”。另一位学者指出，“全球治理是一个西方的概念。西方强调‘治理’，而中国强调‘全球性’难度。我们更关心的是参与的平等而不是治理。”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国际民主”。不仅许多人认为全球治理是给中国设的陷阱，他们也质疑负责任的大国的概念，有学者就指出：“对谁负责？以谁的标准负责？美国吗？不！”

尽管有怀疑，但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者认为，中国应对全球治理作出更多贡献，要与其新的地位和实力相符，但也要有选择。该学派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坚持 1989 年邓小平的指示，即“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邓小平的名言在西方备受关注，它是中国默默发展国力的蓝图。20 年后，邓小平的“学说”继续引起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激烈的辩论，学者和官员们对于中国应该在世界舞台上承担多少争论不下。一位学者说，“在战略层面上，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应该继续遵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概念，但在战术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有些人认为中国反应过度，也有人认为中国应更积极主动。一些中国学者对邓小平观点的当前意义提出了挑战，认为其已经过时，不符合中国新的国际地位。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多所作为”，而也有少数人说，中国应该“无所作为”。例如，有学者认为，在 21 世纪初，韬光养晦过于空泛，不能作为中国的一个大战略； 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好像是居心险恶，对中国来说更好的办法是提高透明度，而不是掩盖实力。其他人则反驳，认为含糊不清正是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最明智的策略。

然而，主流的共识认为，这句话对中国外交来说仍然是一个恰当的战略指导方针。在 2010年中国兰州国际关系协会的年度会议上，与会者就这种模式的持续有效性展开激烈的争辩，并得出结论，它对中国的外交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指导。鉴于这一结论的宏观性，与会者提出了其他九个主要政策建议： 不对抗美国，一般不挑战国际体系，不以意识形态来指导外交政策，不当“反西方阵营”的头，即使在对的情况下也不与大多数国家发生冲突，在事关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上不妥协和让步，对国际事务中有需要的领域提供公共物品，利用重要的全球性事件改变中国国际形象。

关于全球治理，中国学者也使用了多边主义这个词，但它的概念与西方完全不同。有学者称：“对于中国来说，多边主义是一个工具，一种手段，不是一个政府间机制或制度安排。中国也担心，多边主义成为他国牵制中国的一种工具。20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就已为此使用多边主义来解决双边问题了，多边会议成了双边谈判的有益舞台。但我们仍然不喜欢多边主义，而是更倾向于双边主义和多极化。”

对于全球治理，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所持的官方观点是： 中国越是发展，就越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且永远不会牺牲别人的利益。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中国的未来与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携手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共同分担责任，寻求共赢，我们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专注于自身发展的原因所在，随着实力和地位的变化，中国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在这场热烈的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中，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学派通常避免增加中国在全球的参与，但认为中国必须被认为对全球治理作出了贡献。因此，促进全球治理是一种手段。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担心卷入外国事务，但认为中国不能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中的搭便车者。

7． 全球主义派

这个谱系的终点是“全球主义”学派，他们认为，中国必须承担解决与其大小、实力和影响力相称的一系列全球治理问题的责任。这相当于西方的自由制度学派。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不拘一格的学派，由信奉“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中的“英语派”的个人组成。其倡导者在哲学上倾向于人道主义，拥抱全球化，不太重视国家主权，并认为，跨国挑战需要跨国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对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感兴趣，信奉外交和泛区域合作伙伴关系。他们比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者更支持和信任多边机制。

全球主义学派认为，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崛起，对全球治理作出更多的贡献，并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全球主义者在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制度主义者”，他们的分析基础是全球化和跨国主义。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他们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主权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各种“非传统的”挑战常常跨越主权的边界并且必须通过多边手段加以解决。因此，他们的分析重点多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人类安全、经济安全、反恐、公共卫生、有组织犯罪、走私、网络攻击、海盗等。有趣的是，中国的军队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这些研究，美其名曰“非战争军事行动”。

全球主义者大力支持联合国和中国在安理会发挥积极作用。他们也强烈支持中国参与世界各地的区域外交组织。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发起成立新的对话集团，如中非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和东亚—拉美论坛，并已成为许多集团的观察员或正式成员。在拉丁美洲，中国同里约集团举行了 17 次对话回合，并且与南方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和其他拉丁美洲论坛建立了对话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