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雁：中国城市化理论新模式的建构（3）

中国的30多座沿海城市可以确立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关键是如何创造与内地的结构性关系。由于沿海城市承担着吸纳海外资金与技术、文化传播的区域国际化整合作用，在产业空间布局方面，国家应该提出整体东部经济发展计划和建立西部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体系，在内地与沿海地区之间搭建跨区的地域发展平台，形成内部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的地域结构体系和空间关系。

(三)中国流域城市带战略的顶层设计：创造中国“合纵连横”地域现代化结构

中国河流经济十分显著，沿河城市带的开发同样具有国家级战略意义。无论是长江、黄河还是珠江、淮河、辽河、海河、松花江等流域的城市群(带)体系，其发展都具有深刻带动意义。在传统的长江流域(重庆、武汉、南京)三大都市圈以外，应该注重新兴中小城市群的崛起。例如，安徽的马鞍山、铜陵沿江城市群，江苏的江阴、靖江和张家港跨江城市群——这两个新兴的沿长江城市群(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可能与武汉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相媲美。另外，“江阴—张家港—靖江”三市的跨江组团发展，可以建构上海、苏南经济向苏北经济渗透与发展的通道，其发展可以填补大都市圈内的区域结构空洞。中小城市群的成长，在创造不同区域比较优势的同时，可以弥补大区域间经济、社会结构空洞之不足，为区域性社会的相对均衡发展提供动力。

从流域经济的价值来看，中国运河城市带也具有典型的国家战略开发价值。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人工运河，是中国一条重要的南北水上干线。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和六个省市，在历史上不仅便利了南北物资的运输交换，也有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运河城市带主要包括北京通州区，天津武清区，河北的沧州，山东的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江苏的徐州、淮安、宿迁、扬州、高邮、镇江、常州、苏州，浙江的嘉兴、杭州、绍兴、宁波等城市(区)。它在填补中国城市群地域结构中的“空洞”的同时，既可以作为沟通南北城市群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纽带，又可以作为中国东西部和南北区域经济发展的过渡空间。从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和区域经济空间整合的战略意义上说，将运河城市带纳入国家层面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体系是利大于弊的。

大区域的带状空间城市化整合，是与中国自然地理格局相适应的现代化战略的必然选择。国际经验表明，沿海地区国际化的经济、社会文化要素对内地区域社会渗透得越快，国家整体现代化的发展就会越快，并且越具有世界性。

二、中国城市化道路本土化的理论模式建构

(一)“多元复合型城市化理论”——五种城市化道路并举的发展模式

中国城市化是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城市化的前提下，以制度型投入作为主要发展动力的高速城市化发展形态。依据中国现存的“多梯度社会类型”的实际，以“五种城市化道路并举”作为发展模式，是在“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主旨下重新设计制定的战略：第一种是“大都市核心化引领战略”；第二种是“多层次都市圈同城化战略”；第三种是“县域城乡整体一体化战略”；第四种是“区域生态涵养区不开发战略”；第五种是“后都市时代城市现代化战略”。设计这五种城市发展战略模式，既是为了适应中国不同地区社会类型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合不同层次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适度紧缩型城市化理论”——作为一种国策的城市化路径

“适度紧缩型城市化”主要是针对中国地少人多的特殊矛盾所提出的。只有采取“适度紧缩型城市化”政策，并将其上升为一种国策，创造单位土地面积的财富承载力和承载量的最高值，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具体做法是：首先，把适度紧缩型城市化思路上升到中国的政策和法律层面，对城市容积率、城市总体规模、城市单位面积的投入等提出限制性立法。其次，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城市周边农田提出强制性、永久性保护规划，在确保城市周边农田得到强有力保护的同时，创造城市田园风光。最后，对中小城市进行跨地区、跨行政区(跨县域)的地域性结构规划，特别是针对中小城市、城镇和村镇沿路、沿河、沿圩建设的现状进行集约型发展规划，并强行立法；在集约使用土地的政策主张下，创造均衡性城市化地域结构关系，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结构性成长的合理性、可持续性。

(三)“县域城乡一体化理论”——以“中国文化根柢”建构为主导的城镇发展道路

当代中国正处在以“城市社会来临”为外在特征的社会变迁阶段。在传统村落不断消失的同时，传统文化之根柢也在消失，很多后发展地区处在“经济回波振动辐射效应”的典型阶段。中国近3000个县域经济体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整体上出现了“脱壳效应”。这也是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可以进行调整、重构和创新的最好时机。

县域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路径是：(1)在省市一级城市化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形成县域城市化的顶层设计，即县一级城市应该和市一级城市化形成系统性结构性规划。进一步说，县域城市化应该是省级或者是市一级城市化规划的战略组成部分，而不是以县为单位的独立的系统。(2)县域城市应该有50%、70%、85%的城市化率的阶段性规划和战略布局，必须有超过30年以上县域城市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3)在全国范围内，根据省域经济格局设置，推进“一县一品”的发展战略，构建中国整体意义上的县域经济大战略体系。(4)在县域乡镇规划体系内，强行推广地方性特色文化建设规划，包括建筑与空间结构的地方文化特色建构等。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的很多省份，如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等省的乡村，大区域、大面积地出现了不伦不类的仿欧式建筑，这既丧失了中国的“草根”文化，也破坏了传统中国乡村的地景系统，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化、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一大失误。(5)县域城市化应该以“田园城市”理论作为指导理论之一，强调自然原生态、文化原生态的保留与利用。(6)县域规划的超前性应该体现在“都市型农业”、“城镇型规模农业”、“都市人农业”和“科技型农业”的合理规划上，在此基础上创造县域经济的独立就业体系。(7)县域城市化应该明确提出人口集中与分流规划，每个县都应该以三到五个中心镇作为小区域范围的“发展极”和区域“协调极”；⑥提升村村通道路等级，创造县域城镇体系空间的一体化发展体系，实现全县域80%以上区域60分钟交通的可达性；扩大集中镇的建设规模，把小城镇作为中国大城市群的结构组成部分。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在现代化和后工业社会以后的发展中，将小城镇作为居住、生活和就业的主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