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雁：中国城市化理论新模式的建构（5）

“充分就业环境”的创造，是城市政府的责任。政府有责任为弱势群体就业“埋单”，还包括有责任创造广泛创业的社会机制。要以“以客户服务型为主的城市化发展”⑩思维来创造城市发展的富民经济。

(七)“后都市城市发展定位理论”(11)——为居民设计城市

城市定位的本身，就是让城市成为市民的真正家园。其核心价值包括：传统理论的创新，城市化样板的创新。定位思考的问题主要有：城市社会全员的福祉水平，城市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去阶层化的社会空间，人性化公共空间尺度，国际化的文化形象，舒适安全的日常生活，个性尊严的文化保障，等等。创造性地建构符合中国城市发展的定位战略，应该是一种国策；“为市民重新定位城市”，是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0%阶段并向85%的城市化水平迈进的新要求。后都市主义的文化理念，所体现的“嵌入性”的城市化战略与城市设计定位，终极目标就是自然、幸福、公平和民主意义上的“城市如家”。

中国城市化道路本土化的理论新模式除了以上七个方面外，还有其他三个与之相关的理论：一是“循环社会型城市化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为本”，进而最终满足人们“扎根城市”的生活愿望。(12)二是“中国城市多梯度社会结构理论”，以中国社会六种类型分析模式为城市社会的梯度转型奠定新的理论基础与范式。(13)三是“全球城市价值链高端介入理论”，即中国的城市化必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竞争中创造自己的高端位置和高端价值。(14)由于这三个理论已经见诸报刊，在此从略。

三、本土化城市化理论重构的终极价值——“有机城市秩序”

从人类有城市以来，城市就有两种“样本”：一是有规划的城市，二是自然成长的城市。前者整齐而刻板，后者无序而有人情味。这种表现方式的本质就是事物的“无序”发展与“有序”发展的辩证关系。与西方城市发展历史相比较，中国的城市从古代到当代，其被整体制度型设计所主导，自然肌理性的成长是不充分的。中国的城市在整体上属于制度嵌入模式，从规划到人口数量，再到投资的主体，都是政府为主，而且在当代愈演愈烈。从中国城市文化根柢的角度来看，本土化城市形态顶层设计的核心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文化理念，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与建设中重新构建城市、人与自然的三者关系——互为依存、互为表里、互为前提，恢复城市的原生态自然状态，给城市以“有机秩序化”的新生命。正如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城市也理所当然地要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这一理论在终极价值意义上就是“天人合一”理念下的“有机城市秩序”的建构与设计。

在工业化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使城市生活与自然越来越远的时候，很多学者在寻找城市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的门径。1913年，沙里宁继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之后，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15)。他认为，城市发展一直存在着一种悖论，即城市人口与产业的过度集中，使城市的成长与衰败似乎处在同一过程之中。这一点在人类工业化的进程中格外明显；而“有机疏散”模式可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胜衰同体”的问题。因为，“分散是合理的和健康的”；只有使分散过程“有机化”，才能使城市获得“持久的健全成果”。这一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总结了工业化及工业化后期城市发展过度机械化分散的现实；另一方面，试图设想城市的整体扩张——疏散能够形成有机化的表现形式。但是，这一理论中关于“疏散”空间的结构与价值，却未能建构一种完全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因为在城市发展的事实上，城市的疏散具有无限扩张性，当代世界大城市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种结局；因此，仅仅提出“疏散”，必然会出现一种无边界的城市发展模式。人类既然能从自然界中走出来，必然会以新的、更高的形式回归自然。城市犹如自然中的树木，吸取自然的营养，最终回报给自然。(16)芒福德认为：“真正的城市秩序，正是在林阴下的开阔地上而不是在喧闹拥挤的环境中萌生出来的。”(17)他强调，有机体的成长不取决于有没有不利因素，“而取决于有足够程度的平衡，以及有足够多余的建设性力量去不断地纠正、恢复，去吸收新鲜事物，去调节数量，去与所有的别的需要维护平衡的有机物体和社区建立平等交换关系”。(18)这一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强调城市与自然的平衡、有机的自然恢复能力，表现为有机体的有序化和“自组织能力”。有机功能与社区——自然与社会形成平等交换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一观点总结为“城市是自然界的有人文理性的森林”，即“有机—分散—有序”的连续发展过程。而对此有实践性贡献的是吴良镛。他在1991年提出从“有机更新”到“有机秩序”的城市改造理论。由于其所发表的文章侧重于操作与应用性，所以只提了一句“从顺义旧城肌理的格局的‘有机更新’，谋求逐步地在一定地区范围，建立新的‘有机秩序’”(19)，而没有从整体上去论证有机秩序的内在理论与系统。因此，沙里宁、芒福德和吴良镛等学者提出的“有机”、“疏散”、“秩序”等理念，如果用现代语言概括，可统称为“有机秩序城市的系统理论”。虽然这一理论本身还缺乏完整范式和理论体系，但为我们建构有机城市秩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多维度的思考。

“有机”是自然属性生命体的一种存在和组合方式，是某种有序性和自然进化的一种关系结构。由于城市的主体是人，把城市视为一种具有自然有机生命的价值体从欧洲的17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几百年来，虽然我们一直在批判城市“过度的机械化”空间，但是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有机性，这种有机性以城市的自然环境、道路、水系和其他人工景观构成了一种以人为主体的有机生活系统。很显然，这些有机生活系统在不同的城市表现为不同的城市进化程度。如果单纯或者一味地强调有机性，城市往往表现为盲目的自我成长。因此，在“有机城市”的结构体系中，注入人与社会的理性，是城市能够在有机结构体系内形成有序成长的本质前提；而“有机秩序城市”的主体和核心价值的表现方式，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与人类主体理性价值创造的结合。

城市空间结构系统与功能增长、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进化，意味着城市相对高级化的进化。城市本身的有机系统性包括了生产系统、流通系统、生活消费系统、分配系统、居住系统以及文化系统、技术系统、交通系统、管理系统和空间连续系统等，这些系统犹如人体的神经系统和血管一样，是一种有机体系。这种有机体在系统的进化中，会实现功能的进步与完善，形成进一步高级化的有机秩序体系。这种进化是一种复杂体系的进化。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来讲，它是城市的“触角向世界的延伸”，给人以城市的智慧之光。在人的智慧体系的完善中，城市进化以社会进化的形态生长出城市的“自我修复机制”。这个“城市自我修复机制”，是城市自身形成的一种社会机制和土壤。例如，巴黎作为世界时尚之都，占据时尚文化的前沿，引领世界时尚文化的创新进程，其背后体现的是城市能够自我更新、自我再造、不断创造新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基因，进而形成城市本身特有的“城市文化资本”，并在城市进化中形成“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场域空间。卢曼是一位有影响的德国社会学家，“在他那里，系统理论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是帕森斯的学生。卢曼也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持续地进行功能分化，分化成他所谓的‘自我塑成’子系统。这些子系统是整个系统的组成部分，都拥有各自独立的运行规范和法则。这一分化过程有利有弊。一方面，人们从集中化的专制权力中被解放出来了。至于外部环境：‘复杂性更高的系统通常能够容纳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输入和输出可以分开)，因此可以应对更复杂的环境。’另一方面，这一分化过程导致每个自我塑成系统会产生其他系统需要应对的外部不良影响”(20)。这一论述本身想要说明的是，城市有机性的现代性意义是将有机性的原生态文化设置在城市人群体理性的驾驭下，使城市的有机性系统注入理性智慧和“秩序理念”。城市进化程度越高，城市的宽容和现代化性就越强烈，越具有包容世界文化的特点，越具有有机秩序理性。在布朗的研究中，通过引证相关学者的观点也证明，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包括心理依赖。他说：“以威尔逊为首的生态学家系统地表述了‘天性热爱生命的假说’，强调被剥夺了接触自然的人，在心理上受到伤害，这种剥夺导致幸福生活某种程度的下降。”(21)重归自然是一种理念，是人类的底色和自然属性。这是城市理念定位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种新的“有机城市秩序”的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