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雁：中国城市化理论新模式的建构

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来临”的时代。借鉴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中国需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城市化战略的创新：一是顶层设计理论创新。需要对中国全域城市化格局进行全面、整体性的重新规划，使之形成全域性城市化网链体系。重点建立300—600公里宽的沿海城市现代化示范区，建构和规划“合纵连横”式的流域城市带。二是中层理论与应用设计创新。在“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建构“循环社会型城市化”发展模式。根据中国区域差异过大的国情实际，创新区域性城市化的分类指导策略，采取“五种城市化道路并举”的战略。其核心是理论与战略应用的系统性、层次性和分类指导性，不同地区的城市可根据市情和区性，或并用并举，或分类分层应用，或单一建构。三是终极价值理论创新。创造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理想类型，通过“有机城市秩序”的建构，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城市发展理念。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的快速来临，其城市化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范围之广、问题之复杂，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既要学习发达国家城市化成功的经验，又要吸取它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训。这就需要针对中国的国情——多梯度差异化社会的发展格局和特有现实，提出全新的城市化理论范式，设计可持续、可操作的中国城市化战略运行方案。

一、中国城市化空间战略的顶层设计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受中国特有的“五年规划”经济模式影响比较大。这既存在着积极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一面，又存在着制约城市长期有序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一面。“五年规划”虽然能够为解决近期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提供策略和手段，但由于中国的城市建设、管理与管理者的考核挂钩，使得多数城市建设仅仅追求任期(五年)的政绩，城市规划往往缺乏连续性、整体性和长远战略性。然而，城市化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城市化建设必须注重长期性和可持续性，要考虑30—50年甚至更长时间城市发展空间的结构状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西方发达国家如纽约、巴黎和伦敦等城市所设计的2000年规划，是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尽管中国“五年规划”的政府管理模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但因其不能完全适应城市化长期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往往使中长期的城市规划形同虚设，出现急功近利的“建设性的破坏”。所以，基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有针对性地提出国家顶层意义上的城市化长期、整体发展战略，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可分类指导的中国城市化解决方案，是很有必要的。

(一)中国全域城市化战略格局的顶层设计：创造适应中国地理结构的整体性“地域生产力结构”

中国城市化总体战略的核心之一，是国家区域城市化战略的整体性、契合性和系统性。区域性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是国家整体性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对于国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来说，城市化的发展既要有宏观的理论指导模式，又要有中观的分类运行策略，还要有微观层面的操作运行方案。中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整体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就要全面实现城市化，积极推动区域城市现代化，在创造新的地域生产力格局的同时，构建国家全域范围内的城市化差序格局结构体系，使中国在整体上进入具有某种合理性差异的、相对均衡化的、具有“现代性”的城市社会，进而创造与中国区域地理结构和区域资源相匹配的中国式可持续城市化道路。

中国城市化总体战略思路是：其一，中西部以增加城市群密度、提升区域“发展极”城市首位度为主。在优化城市群结构、增加人口集中度的同时，建构新的低碳型产业簇群。以“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作为首选，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将回归自然作为理念指导，创造新的生产体系和生活空间环境，甚至可以大面积推出“区域不开发规划”，用强有力的手段保护和恢复历史自然环境，让中西部的部分地区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涵养区。换言之，中西部的城市化策略应该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其二，东部以建构区域现代化城市(镇)群为主，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前提下，创造全新的科技型都市农业、城镇农业和都市人农业，并以直接进入“后都市社会”的方式，推进“农民终结”①时代的来临。其三，在中国全域内设计并规划多类型、多层次、跨地域和不同规模的都市群、都市圈、都市带——总体上可以称为“中国都市圈化”战略，创造30个左右具有“全域价值链”的都市圈。这种都市圈和都市带通过中国特有的制度型设计加以推广。在30个大小不等的都市圈体系内，创造跨地域、跨行政区、跨文化的整合机制，在相互覆盖、相互补充的发展中，强化“七大国际型核心城市群”、“三个巨型城市带”和一个“边贸城市环”，并以现有都市群与国家级经济社会发展区进行空间整合，通过30年的努力，创造中国全域整体意义上的、科学合理的城市群(带)体系发展格局，以中国本土化的发展方式实现中国基本城市化(85%)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