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新时期的改革议程（2）

2011年，整个社会的思潮和社会气氛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改革的声音重新活跃起来。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另外就是现实的教育。

碰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去解决?无外乎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推进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了不仅企业要改革，国有经济布局也要调整。所以在上世纪末，国家制定了一些重要行业骨干企业的改革方案，第一步是做了二级公司的公司化改制。到了2002年、2003年的时候，二级公司大体上都实现了公司化改制，这个时候要改一级公司，但明显感到动力不足。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当改革触及重要的权力和重要的利益时，改革速度就放慢了。

2002年，国务院发了一个五号文件，确定改革电力部门，大体设想是改革以后在发电和售电这两个环节上放开，所以当年五号文件有四件事要做，第一叫网厂分开，就是发电厂跟电网分开。第二件事叫做竞价上网。第三件事就是输配放开。第四件事是把售电和卖电分开。这个方案2002年的时候就有了，2003年的时候开始网厂分开，网厂分开对于我们现在发电厂的建设和电厂营运效率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是第二步就停那了，到现在为止，电力部门仍是垄断的，而电价是放开的，由发改委规定。所以这一改革就卡住了。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叫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决议指出，我们的经济发展还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所以要通过若干重要方面的改革使得这个初步建立起来的很不完善的经济体制完善起来。

这个决议过了五年十年以后，人们回头一看，它指出了我们这个体制中存在着的很多问题，也指出要进行改革。但是这些年没有什么改革，于是它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不进则退，因为改革的停滞使得那些消极的东西变得尤为严重，面对消极的东西怎么办?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想通过改革来解决，另外一种对应的方案就是往回走。2003年开始，有一些人提出要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资产改革。

这种趋势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反映，在思想界也有。最先的说法叫做北京共识，后来有一种更加明确的说法叫做中国模式。以前说中国模式不但促成了中国的发展，而且是世界的榜样。他们描述的中国模式，归根到底就是强势政府。强势政府为什么就有优势?因为强势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靠强势政府去动员资源，用海量投资来实现高速增长。他们津津乐道的奇迹有两个，一个是高铁奇迹，一个是重庆奇迹。这种说法在2008年、2009年得到了一些认可，因为西方国家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的政府会用一些国家力量去支持甚至收购某些企业，于是有人就说西方国家学习了中国模式。

到了2010年，这种声音到了最高峰。所以，这个时候的中国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广大群众希望的。但另有声音说要走另外两条路，一条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一条是回到旧体制、旧路线。这个时候，一些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是跟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但是其中一部分人也被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