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新时期的改革议程（5）

要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者的问题，就要从生产上解决，要赶快让农民工成为拥有更多知识、更多技术的劳动者，这样他们创造的价值多了，他们的收入就提高了，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

现在好像大多数单位、学者和业界的人都在做问题导向这件事，问题导向不太容易，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腐败问题，这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怎样才能遏制腐败?我们过去似乎对这个问题研究得不够。腐败这么严重，它的体制性原因是什么?学界有过研究，2000年，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时，他提出，腐败要从源头上管。这个源头在哪里呢?最重要的就是审批制。所以在2001年，国务院设立了企业审批办公室，2002年，国务院减少了很多的审批项目。当然这涉及很多人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实际上减得并不是那么多。

2004年以后，出现了“过热”一词，这时候对“过热”做出了一个在经济学家来看不正确的判断，叫做宏观经济没有全部过热，是局部过热，某一些行业过热，要求发改委去撤减某些行业中的项目。于是2004年以后，变相审批比原来更多，原来对腐败的体制性原因的分析，被人们遗忘了。

现在对待腐败这个问题，一定要研究其制度原因是什么，就如十六届三中全会讲的，这个体制性的问题在哪里。看起来这个问题是腐败，腐败最重要的体制性原因是寻租的制度基础，是行政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首先一条就是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而这个权力又没有受到监督和制约。

另一个社会街谈巷议的热点问题是收入。这些年，国家领导人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热切地希望缩小收入差距，但是我总觉得对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基础性原因分析得不够，于是就把注意力放在二次分配上了。如果主要靠二次分配，那么会有很多问题，二次分配主要是用政府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存在一个副作用的问题，因为由政府去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它的政策取向不一定符合公正、正义的要求。而这个基础问题又不能解决，于是它的财力就无法支撑，财力用得过多，本身又并不创造财富，所以就加税，税收增加并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反而削弱了共同富裕的基础。

现在收入差距拉大，从其形成基础来说，在于生产中，劳动收入的份额降低，而劳动者又大多数是所谓的农民工，没有知识、没有技术，所以他们的收入水平不可能会提高。对此，政府用了一些行政办法，比如规定每年都要提高最低工资，有一些地方还规定每年每人的工资增长比。在劳动者无法有更多价值创造的情况下，企业就难以支撑，特别是在当前整个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比如南方有一些地方企业家就抱怨，如果不增加工资，那么麻烦就会很大，如果增加工资，本来附加价值就很低，利润就很微薄，增加了工资以后就亏损，所以他干脆选择歇业。

很多官员都是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其实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是从基本的东西去分析的。他说资本对劳动的比例原来越来越高，所以资本的收入比劳动力的收入增长得快，这造成了贫困化，这种情况至少对我们农民工来说是类似的。要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者的问题，就要从生产上解决，要赶快让农民工成为拥有更多知识、更多技术的劳动者，这样他们创造的价值多了，他们的收入就提高了，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另外还有垄断问题。这些问题要得到解决，需要一系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