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双户口”炼成了中国式“房姐”（2）

古人云：“狡兔三窟，仅得免其死耳。”集市人大代表和金融机构高管于一身的龚爱爱，缘何要办如此多的假户口？假如买房的钱是其打理家族煤矿生意的合法所得，又为何要将大量房产放在假户口名下？制造并利用虚假户口买房难道仅仅是“愚昧无知”？对其拥有的财产是否合法，无疑需要彻查到底。但今日“房姐”的炼成，显然不是她“一个人在战斗”，其户口身份之谜更暴露出另一座问题“冰山”。

我国公民户口向来添附了诸多权利与机会，因此立法控制和管理更加严格。对普通百姓来说，办户口有时“难于上青天”。然而手续繁杂、关卡重重、审查严格的户籍制度，为何总是在“房字辈”的特殊人士那里出现“疏忽”呢？巧合的背后究竟暗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玄机？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纳于进一步的质问之中：仍健在的当年办事民警为何被警方说成“已去世”？要求永久保存的派出所档案怎会突然“神秘失踪”？户口录入的操作疏忽如何能办成一个手续繁琐的新户口？如果北京户口属实，“房姐”又是如何绕过了户籍迁移的种种门槛和层层审查？能如此顺畅地突破各种制度藩篱而分身有术，其间打通了哪些关节？这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大的户籍腐败黑幕？

诡异的是，从“房姐”所在单位到警方再到当地人大，要么做出有违常识的傻瓜式回应，要么进行急切而拙劣的责任切割，要么干脆对记者调查推诿敷衍。这个过程也反映出，“房姐”事件令人疑窦丛生的决不只是隐晦不明的巨额财产来源，更可能有在一系列制度缺口中造就“房姐”分身有术的利益推手。如果不查明这些幕后推手，不将利益之绳上的蚂蚱尽数揪出，难保不会出现下一个“房×”。

其实，假户口、假身份证已成为许多腐败分子的隐身法宝。手边案例就有，1月18日媒体报道的安徽凤阳县公安局原局长陶勇，利用职权伪造身份证以方便拿回扣和隐匿财产；早年被查出的贪官胡长清也存在假身份；去年广东汕尾市“最牛烟草局长”，同时在汕尾和深圳拥有两个户口和身份证。这些案例已然说明：当虚假户口成为贪官隐匿的“马甲”，那么一个贪官的炼成之路上，就可能聚集多个领域的综合性权力腐败。对此，我们既要“拔出萝卜”，更要“带出泥”。

堵漏比关注“房姐”四个户口更重要

“房姐”已经倒在了“身份证”上，按照我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八条规定：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房姐”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再按照我国《刑法》第280条第3款的规定，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应当立案。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房姐”铁定栽了。

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公众过度关注“房姐”有几个户口已经意义不大，随着相关部门的深入调查，事实和真相一定会大白天下。目前，最应关注的重点应该是产生“4个户口”的户籍机制本身的问题了。时下，户籍制度和机制应是存在缺陷和问题的，否则，为什么“人一有钱”就可以搞N个户口？“房姐”多户口并不是孤例，此前同样与房子有关的郑州“房妹”，其全家数口人人均有两个户口；原安徽省凤阳县公安局局长陶勇竟然利用职权为自己伪造身份证，以方便“拿回扣”和隐匿财产；已经落马的不少贪官中多户口者同样为数不少，如“职级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贪官”罗亚平，有12个身份证、15个户口本。

这足以说明户籍和身份证办理、户籍与身份证监管漏洞之大。在一个富人、官员有钱有权就可以多倒腾几个户口的时下，尽快堵漏显然比继续穷竭房姐有可能还有更多的户口更重要。

户籍制度的漏洞，一方面体现在户籍制度本身设计的漏洞。譬如：对于当事人户籍转移之时对相关资料材料的审核方面，如何避免更多的人为裁量权？让户籍办理登记、转移等事项更刚性起来，势在必行。另外，如何让户籍制度不被金钱和权力肆意击穿，也是一个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