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丽：我国内需率下降的成因及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思路（4）

(三)存在制约消费需求的体制机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内需率下降主要表现为消费率下降，消费率下降则主要由居民消费率下降引起，前者从1998年的59.6%下降到2007年的49.5%，后者从45.3%下降到33.8%。出现这一问题，与仍然存在制约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有很大关系。

1.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居民收入份额大幅下降，政府和企业收入份额提高，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总体特征。初次分配领域，居民收入份额从2000年的48.7%下降到2007年的39.7%，政府收入份额从15.3%降低到14.8%，企业收入份额从36.0%提高到44.5%。再分配领域，居民收入份额从2000年的64.2%下降到2008年的57.1%，政府收入份额从19.2%提高到21.3%，企业收入份额由16.6%提高到21.6%。

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份额持续下降，既与处于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业快速推进阶段有关，也与这一时期我国投资、出口高速增长有关，还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要素分配中劳动与资本制衡机制不健全有关。再分配中，现有调节机制既没有矫正居民收入占比低且持续下降的局面，也没能很好地发挥缩小城乡居民、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还对城乡之间、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收入分配格局起了“逆向调节”作用，比如，2010年城镇人均转移性收入为5 091.9元，农村居民为452.92元，相差11.3倍，其中农村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人均获得的转移性收入是最低20%收入组的4.98倍。此外，现行税制还不能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矛盾的作用，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使得普通工薪阶层承担了较多税负，以货物和劳务税为主的税收结构造成税收负担由高收入阶层向中低收入阶层转嫁，财产税、社会保障税还没有开征。居民收入差距大，高收入阶层拥有消费能力而缺乏相应的消费需求，低收入阶层拥有较强的消费欲望，但无相应的消费能力，必然影响居民消费需求。

2.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影响居民消费预期。20世纪90年代，我国打破了计划体制下的医疗、教育、社保制度，但迄今为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统筹城乡、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城乡居民自行负担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而且影响其消费预期。在收入预期不佳的情况下，增加储蓄、减少即期消费成为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现实选择，2001-2007年，居民储蓄倾向从27.0%提高到39.4%，居民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6.8%提高到22.5%，占国民总储蓄的比例从43.5%下降到43.0%。

3.城市化“双轨运行”不利于扩大城市消费主体。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加之农村公共服务制度不健全，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一直很大，2010年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分别为农村居民的3.2倍和3.3倍。加快城镇化，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尽管1995年来我国城市化以年均1.4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但走的是行政主导、粗放推动、“市民和农民工”双轨运行的道路。当前有2.5亿多进城务工农民加入城市就业队伍，但他们却没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在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其消费预期和消费行为与城市居民完全不同，很难成为城市消费主体。

4.现行体制下政府和企业投资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压效应。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2000年的19.2%提高到2008年的21.3%，但由于政府转型缓慢，政府收入用于投资的比例从2000年的15%左右攀升到2008年的38.5%，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占财政支出比例由1998年的11.1%提高到2010年的16.3%。此外，地方政府还在利用出让土地等预算外资金及各种融资平台筹集建设资金。政府热衷于投资，将本应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资金大量用于经营城市、兴建楼堂馆所，必然减少对居民的转移支付，进而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企业利用现行金融制度、户籍制度和资源环境管理体制下，资金、劳动力和土地、能源等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及污染等外部成本社会化的优势，并抓住2003年以来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的机遇，扩大投资。在利润动机驱动下，企业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并想方设法降低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从而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压效应。

综上分析，由于存在制约居民消费的制度性障碍，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越来越依赖出口来消化，在造成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同时，造成外需过大，最终引起内需率下降。

三、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需要把握的要点

在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将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并采取了多种刺激内需的政策措施，然而在新世纪尤其是上一轮经济增长期内需率却出现了持续下降，究其原因，一是就内需论扩大内需，对外需考虑不够，扩大内需和降低净出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需要综合考虑；二是扩大内需时主要抓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抓消费苦于没有抓手，但抓了投资一旦形成生产能力就会变成供给，就不得不求助出口来释放。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阶段性成果后，为了避免应对危机的短期政策长期化给经济健康运行带来不良影响，也为了避免再度为巨大投资所形成的庞大产能寻找出路而回到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更为了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必须把握以下两个要点。

(一)扩大内需与降低净出口并重

扩大内需可以通过扩大内需规模实现，但如果放任净出口快速增长，就很难达到内外需求协调发展的目的，因此，必须降低贸易顺差。这既可以通过降低出口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笔者并不主张降低出口，其原因在于，出口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末与经济增长反方向变化变成了同方向变化，由负相关变为正相关，由对内需的补充成为能够独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表8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口占最终需求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已经与消费、投资形成“三足鼎立”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从表9可以看出，2002-2007年，出口、投资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分别提高了6个多百分点和2个多百分点，消费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下降9个多百分点。短短几年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反映了需求约束型经济出现后我国经济增长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在提高。

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及全面参与国际分工、最大限度获取“全球化红利”出发，笔者建议降低外需，而不主张降低出口，但必须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测算，发现2002-2007年，出口对国内增加值的拉动力下降幅度很大，而出口拉动力下降主要是由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引起的(见表10)。这表明在依靠低成本优势换取高出口的发展模式下，拉动同样的增加值，需要的出口量越来越大。无论从避免贸易摩擦，还是从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看，都必须加快调整出口结构。

降低外需还可以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不同于当前出口加工行业主要为出口而进口，今后应实施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的进口战略，围绕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国内经济建设的新需要来扩大进口，在推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贸易平衡的同时，更加着眼于提高国民福利供给水平，保障国内建设所需能源资源供给及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