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登多高 看多远?（2）

问题还不只是美国。“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效应倍增，引起国际社会震动。一些国家应对我快速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明显增强，中外关系进入矛盾摩擦多发期，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我战略警觉和防范牵制加大，一些邻国对我戒备心理上升，在涉台、涉疆、涉藏、人权、网络、地区安全、意识形态等领域，在南海、东海等主权争端上，在汇率、贸易、资源、气候等发展问题上，我国遇到的挑战增多、压力增大。

可见，摆脱冷战战略，没有那么容易;摈弃冷战思维，不是那么简单。中国由弱变强，没有那么容易;美国由强变弱，不是那么简单。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自然引起世人瞩目。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依托世情的深刻变化

2012年2月，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访美时，第一次从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中美两国应该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的大国关系。

这个战略性提议，很快引起中美两国战略家们乃至两国高层的重视和积极互动。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以《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为题发表演讲。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应该发展和建立起不同以往的新型的大国关系。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再次强调：新形势下，中美双方要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积累正能量，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局面。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俄罗斯及非洲三国，进一步提出，各国和各国人民都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为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应该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

那么，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何以走出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大国之间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规律性命题?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记者会上，就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谈了三点：一是两国利益有共同点、汇合点，应继续推进互利共赢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二是不否认分歧，但只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管控好分歧，就可以使共同利益超越分歧;三是文明、文化上互学互鉴，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

概而言之，既要着眼大国之间的现实利益，使共同利益超越分歧，更要登高望远，审时度势，夯实新关系的社会基础。

登多高，看多远?

先看，所谓“守成大国”即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曾经面临怎样的“世情”。

现代化起源于数百年前，西欧历史上发生的一场持续200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前奏曲。这就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崛起所依托的基本“世情”。

再看，文艺复兴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使当代西方国家发达，但文艺复兴后出现的“三个紧张”又使发达国家的发达难以持续，新兴国家的崛起难走老路。

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大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本模式，必然涉及到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市场、对资源不断扩张的需求。近代西方世界在崛起的过程中为满足这种需求，以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和奴役他人来掠夺资源。这虽造就了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繁荣，也埋下了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仇恨，引起如下三个关系的“紧张”，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必须破除的桎梏。

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文艺复兴推动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的初期形态，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但这个市场体系，无疑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形成了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孙中山早前就敏锐地发现：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也是行霸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