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先后经历了罗马时期西塞罗人文主义、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18世纪德国人文主义、当代西方“新人文主义”。但“新人文主义”并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了十分厚重的人文理念:“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加上当代中国大力贯彻“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顺应时代、借鉴创新、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实践中,最广泛最深刻地凸显了“新人文主义”。
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的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
四、中国在和平发展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稳步前进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能是中国单方面的努力。但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关系,很难自觉和主动,还会很不习惯,不舒服。大国构建新前进关系的过程,必然是复杂、反复、曲折的较量。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我们逐渐强大,不断强大,足够强大,人家就不能不与我们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如何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稳步前进?
第一,不当头称霸。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一路走来,创造了3个10年经济连续增长的奇迹。纵观一部近、现代世界经济史,能继续走好“第4个10年”的经济体,几乎没有。中国能否迈过这个坎,创造新的发展奇迹?世界在拭目以待。从基本面上判断,当前我国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临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我们牢牢把握机遇,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第二,不损人利己,善于以互利共赢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对外交往中,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共同发展,特别是兼顾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正当关切,绝不做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不仁不义、见利忘义的事情。面对来自周边的挑衅,要有理有利有节,多斗“智”,少斗“气”。民族主义不等于民粹主义,大国要有大国的气象,大国国民要有理性从容的国民心态。但也要防止应对失当而刺激内部矛盾,内部矛盾借外部因素爆发。
第三,不招谁惹谁,但绝不吞下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但13亿人的中国,总要发展。经济发展后,国防力量也要有必要的发展。面对东海、南海争端,我们要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切实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中国不招谁、不惹谁,但也不怕谁、不信邪。中国力求避免和制止战争,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但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具有用军事手段捍卫主权和安全的能力,必要时用实力遏制战争,用实力维护和平发展环境。要着眼于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发展必要的“不对称撒手锏”,这是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维护和平发展环境的重要凭借。
第四、不畏惧围堵。必须清醒地看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只是刚提出的一个战略愿景。现实是美国积极在我周边“投子布棋”,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我进行战略围堵。中国要和平发展,必须有大智慧、大战略。在东面,必须突破“第二岛链”;在西面,必须战略西进。扩大向东开放,才能东接财源;扩大向西开放,才能西接能源。
第五、不陷入孤立。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在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中,我们最应吸取的教训,就是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诚如马克思所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不发达国家建立,但不可能在不发达国家立足。中国要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但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那种与西方世界不共戴天的冷战对手,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自身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第六、不重开冷战,高举促进人类和平、世界和谐的大旗。中国正致力于和平发展,对内正构建和谐社会,两岸正迈向和平统一,人类也期盼和谐世界。都需要“和”,都崇尚“和”。站在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制高点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交汇在一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促进新的文明复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然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潮流所至,我们就顺势而为,迎头而上,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去检验它、成就它、发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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