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官场另类”铁腕 仇和为政有道（3）

拆迁城中村备受争议

“仇和新政”中，最受争议的是城中村的改造。在昆明249平方公里的主城区，共有336个城中村，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近7万人。多年来，昆明官员私底下把城中村称为“天字号难题”。

仇和第一次走进城中村调研，就大吃一惊。“一场大火，这里就是火葬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绝不是危言耸听！”他舍弃整顿为主的方案，选择拆迁改造，铁了心要捅“马蜂窝”。2008年2月27日，在官渡区佴家湾村，他宣布启动城中村改造工程。

仇和承诺，为保证老百姓是城中村改造最大的受益者，政府不追求一点赢利，让企业微利，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最早改造的凤凰新村，如今成了现代化的SOHO俊园小区，村民成了居民，个个喜气洋洋。但有些开发商，借改造之名，向繁华地段的普通老旧小区扩大拆迁，激起居民反对。更严重的是，批评者认为，仇和的城中村改造，实际上把财力薄弱的昆明，绑架到了土地财政、举债经营的道路上来。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熊思远教授认为，仇和在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上，确实显得有点操之过急。但无论如何，其出发点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平安的、有尊严的生活，“我认为这项‘新政’还是可以打70分的。”

政声人去后。昆明一位资深媒体人士告诉记者，中国评价一名官员，传统上不外乎勤政、明政、善政、廉政这几个词，仇和绝对担得起“勤政”和“明政”的美誉。“他白天到处跑，一线调研、现场办公。晚上回办公室开会、看文件。深夜回去，他还要看书，他这个人爱学习。每天只睡4个小时，真不知道他哪来的精力。你看他走路，市委门口几十级台阶，他几步就走上去了。记者跟他采访，得跑步前行。他才54岁，可眼袋那么深，头发全白了，是染黑的，这都是拼命工作累出来的。”

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也说：“政治清明，仇和当之无愧。用钱，他明明白白。县长、区长跟他汇报工作，休想跟他提一个钱字，你的项目，你自己去招商，不要指望市里批钱。用人，他明明白白，问责制度和公示制度，都是他一手搞起来的。政策，也是明明白白的，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新政应靠制度稳定 仇和个性施政是个特例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仇和。在历次改革及无数民众的解读中，51岁的滨海人仇和演变成意义相互冲突的标签，被各类阵营争相引用。经过一次次剧烈的、注定无法相互说服的争论，仇和的形象被彻底符号化、复杂化。面对仇和以及毫不遮掩其雄心的政策举动，欢呼者展示了近似于被解放的激动，焦虑者则要承受个人所营造的犹疑、担忧乃至痛苦。同个仇和、差不多的政策，民众为什么欢呼？又因何焦虑不安？究竟是仇和式的执政落入了万花筒，还是包括社会心理在内的其他什么发生了分裂？

拥护者们的眼光是理想主义的，带有浓厚的戏剧化色彩，习惯于将仇和看作是清官或侠客一类的有力者。他不在乎官场文化，他断喝一声就将不尽职的官员拿下，他让官僚体验到改革的残酷一面，他让民众失去的只是枷锁。总之，仇和被当作是能够打乱旧秩序的政治强人。毋庸讳言，仇和施政的长期效果难以预料，但他的特立独行很快影响了一地一域的政治气候、经济格局、官场习气。民众对这些显见的“动荡”期待已久，恨只恨势单力薄无法实现，好在仇和为官代行正义，替他们圆了梦想。

仇和从不缺少拥戴者的激情和乐观。同时，他并不能消除另外一部分大众的疑虑。这部分民众对个人权威抱有警惕，对制度建设的优先性耿耿于怀。他们的反对立场实际上来源于持之以恒的政治焦虑症。按照这种舆论的理解，仇和以地方最高官员的个人智力，驱使整个行政系统服从某些强制性目标，可能无益于政府改良，或把政治焦点变得更狭窄。甚至会有一种危险，那就是将昆明变成只服膺于个人权威的次等级政府，从而背离政府改革的核心价值，忽略更紧迫的民生建设，以及遗忘改革的其他重要方向。

或许仇和想的并不复杂，或许赞叹他的人活得太沉重。无一例外的是，仇和都被他的拥护者和质疑者所利用，帮助阐释各自的吁求：要么是达成政治清平、小民现世安稳的冀望；要么是被引作靶子，“攻击”现实主义的种种病症，影射政治进步过程中的挫折和难题。抛开对仇和施政的各种情绪不谈，众声喧哗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其实都深陷在相同的境遇中，难以自拔，那就是：无论怎样臧否仇和的新政，无论施政的质量和效率如何，都映衬出他们作为旁观者的无力感。是的，问题在于他们仅仅是政治运作的旁观者，并已开始不满于这样的角色扮演。

作为体制内的行动者，仇和施政必估计现有基础，苛责太多难免有求全责备之感。以政治家担负的责任来说，仇和在政坛跋涉还需真正唤醒更多民众、更普遍的官员群体，触动更多广阔变革所需的因素，并让它们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