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持续进步（2）

法制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谁来立法。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英美体制下，立法权很大程度上是下放给法院和法官的；在欧洲大陆，立法的权力是由政府部门代表国家来实现的；中国目前的立法也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这种政府主导立法的缺陷，我们已经看到过不少。

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基本变量

我们讨论改革必须从社会的基本偏好和基本的约束入手，我们不妨称其为中国改革的社会禀赋，这些禀赋概括地说包括三大变量。

第一大变量是民众的市场经济的理性度，也就是指民众对市场机制的理解以及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能力。

举例来说，民众在一个波动的资本市场中的运作能力在不同的地区是完全不同的：中国香港民众明显比内地民众更理性，他们更懂得如何应对一个波动的股票以及房地产市场。即便是在中国内地，不同地区的人群的市场理性度也是不一样的，江苏、浙江和福建地区民众的市场理性度明显比内陆地区要高。当然，这一点是不断演进的，因为知识在传播，民众在学习。

第二大变量是民众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取舍的偏好。

人们一般认为，美国社会更强调个人自由，而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也许对社会秩序更加强调。中国社会是怎样的呢？我们有理由相信，相对于美国，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的民众更加注重秩序。当然，对社会秩序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它不仅包括较低的犯罪率，也包括收入差距和福利水平的差距，还包括各种各样经济波动带来的福利损失。对此我们可以认为，不同地区的中国民众偏好是不一样的。

第三大变量是政府的能力，也就是指政府能否有效地执行一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有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能力极强，比如新加坡政府，能够做到低腐败，比较高效地贯彻执行一套经济体制；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现腐败和能力低下，执行力不强等情形。这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是不断演进的。同时，不同地区政府的能力也是不同的。

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

首先，需要开阔视野，把目光从美国式现代市场制度扩大到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荷兰）及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各个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在一些重点领域，包括大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安排、住房、商业银行、基本福利制度、教育培训等方面，需要比较系统地加以分析研究和借鉴。与美国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禀赋在不少方面和中国更接近一点，因此需要仔细研究。

其次，一个应该没有太大争议的结论是，中国的改革首先应该大幅度放权，应该由各个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行自身的改革。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差距很大，因此，不同地区的政府应当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改革方向。比如土地所有权问题，江浙一带的农村居民的市场理性度比中西部高，不妨先行一步。

一个简单的推论是，依赖立法搞改革不一定是最符合实际的。作为一个大国，各地的社会经济禀赋差距巨大，全国一刀切，立法搞改革，即便是所立之法可以执行，其效果也不一定好。

最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应该有足够的应变能力。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随着中国民众社会禀赋的不断演进，市场理性程度不断提高，对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的偏好不断改变，政府的执行力也不断改革——改革本身就在不断推动政府的执行力提升，因此，中国在改革中需要更加强调制度的灵活性而非僵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