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多党民主的制度困境

面对持续不断的金融、债务和社会危机，西方国家的“制度自信”备受打击，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病了”，市场经济“失调”，政治体制“失灵”，西方政党功能蜕变，政党政治与民主渐行渐远，多党民主深陷制度困境。

程序化的选举制度远离民主

历史上，政党与民主是孪生兄弟，相互依存，没有政党间的竞争性选举，也就没有西方民主政治。尽管政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政党与民主在现实中又存在着内在的博弈关系，一方面政党有主宰民主、销蚀民主的冲动，民主选举变成政党间的利益博弈。西方文化强调个体本位，不相信有人会从整体的利益出发。它所设计的多党民主政治是建立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相互竞争的基础上，通过竞争来实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平衡。虽然政党功能是要整合各种利益、平衡不同关系，在代表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全社会利益，不断拓宽党的社会基础，但在现实中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政党作为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表，更为关心的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追求的是选票。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虽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但至今无法顺利推行，原因在于敢于提出这项政策的政党肯定会在选举中败北，没有哪个政党敢冒此风险。出于竞选现实利益的需要，参选政党往往关注当前，而置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于脑后，民主仅成为追逐狭隘利益的遮羞布。各参选政党的候选人不是从国家整体、长远利益出发，而是以本党价值理念为标准来决定竞选方略，以个人好恶来评判是非好坏。参选的政党为了多拉选票，会使尽各种招数讨好选民，可谓“好话说尽”。选票成为他们的敲门砖，一旦敲开了权力大门，所有对选民的许诺就变成一纸空文。另一方面，民主日益程序化，民主形式背离其实质，走向极端民主。西方民主制度强调竞争，重视程序民主。从表面看，参加选举的候选人是由各政党推举出来的，他们同台竞争，结果由选票决定，选举程序公开、民主。今天的西方政党政治实际上是选举政治，议会民主成了选票民主，选票成为政客“登基坐殿”的敲门砖，按照选票多少排座次的“民主”规则发展到极致。在民主的程序下，选举只是一种形式，拉选票是保证选举成功的唯一途径。为了多拉选票，政客们会使尽各种招数讨好选民，可谓“好话说尽”。如此做法，使得选举远离民主，徒有形式，以民主为天职的政党反而变成选举政治的傀儡，仅为一架选举机器而已。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时，大谈“变革”，宣称要让每一位在美国生活的人都平等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保障，但过了一个任期，竞选承诺不是成了泡影，就是打了折扣。这种为捞选票而言而无信、罔顾民众利益的行为，背离了西方多党民主设计的初衷。西方民主只重视程序民主，将民主等同于选举和多党竞争，而且将选举被神圣化，简单化。选举不能保证可以组建人民希望的政府，也很难保障民众民主权利的真正实现。执政党上台后也不可能俯身与竞争对手进行民主协商，共襄治国大计。这样的民主，对于广大老百姓而言，就好像是在地摊上买东西，尽管有竞争、有选择，可还是买不到优质的产品。英国一学者指出，西方多党民主侧重于程序，而非实质。它不能担保产品质量的合格，只能担保其生产过程的正当。这种选举的结果背离了民主的实质，导致品质低下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被推上历史舞台。既然西方民主只是一种规则和程序，因而不是万能的，如果将其视为“万能的钥匙”，把“程序正确”提高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必然会使西方民主制度陷入困境。事实上，西方一些国家的问题都是由于片面的民主造成，如“选民是上帝”导致国家决策短视，“人权至上”带来公民权利的滥用。多党制民主和人权的变异，放大了个人、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美国近几次大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都打爱国牌，迎合国内少数人的利益关切，拿中国说事，激化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为自己多拉选票。他们的短视最终会影响美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在多党剧烈竞争条件下，美国两党都很难做出让步，无论是谁执政，都无法承受“卖国”的骂名。一些政客往往利用少数人的利益关切“绑架”民意，导致民粹主义泛滥。

失序无为的议会民主效率低下

议会民主是西方民主的核心，也是西方自认为优越其他政治制度的地方。西方宪法规定，议会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和监督权，但议会民主的主体是各持异见的政党，议会行使立法与监督权力的议员是各党推选出来的，议会选举也是由政党来实施完成的，离不开政党。西方设计多党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多党竞争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过度不平衡，以各党制衡来遏制少数人滥用权力。但这一设计缺乏对多党同台竞争进行管理的有效措施，监督者自身没有制约。西方议会是政党角逐和政治分肥的主要场所，政党纷争只论党派，不问是非，恶斗不止，导致议会立法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监督失效。如在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议会内的党派斗争愈演愈烈，议会立法举步维艰，一些重大法案得不到议决，甚至出现议会会期停摆的难堪局面。印度2012年夏季议会原定20天，拟讨论48项议案，但因朝野斗争激烈，互不相让，仅开会6天就提前结束，期间只通过四项一般法案。国大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大力推动的银行改革、养老金改革、保障粮食安全、征地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案均未能讨论，胎死腹中。这次会期被印度媒体批评为印度独立以来最差的议会会期。由于议会中的大党恶斗，达不成妥协，政府经常难产，甚至出现长期无政府局面。例如，在荷兰1972年大选后，各党用了164天才达成组成联合政府的协议。比利时在2010年大选后，各党派多次未能成功协商组成政府，遭遇了540多天没有正式联邦政府的无政府危机。苏东剧变后，蒙古国也改行多党民主制，但20多年来党派冲突一直没有消停过，执政党频繁易位，议会立法和监督权威不断下降。面对债务危机，欧洲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只是打危机牌，将危机视为打击政敌的机会，并不会真的坐在一起共商克服危机之策。尽管欧洲福利政策弊端明显，但各党都不敢对这一福利制度动刀，谁改谁就是自寻死路。大选时，不管哪个党都向选民许诺增加就业，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水平，但钱从何来，如何筹钱提高福利，则语焉不详。不管谁执政，都不可能削减福利，也不能增税，最后入不敷出，只得借债，搞赤字，政府债台高筑，债务危机不可避免。既然执政党和反对党都不可能去解决危机，反而加重危机，所以民众蔑视议会，不相信政府和政党，这种失望情绪一次次点燃民众抗议的怒火。作用不彰，效率低下的西方议会一直被人称为“清谈馆”和“角斗场”，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实际上是各干各的，相互制衡的目的可以达到，但出了问题谁也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