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多党民主的制度困境（2）

利益集团化的多党竞争导致政治极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由债务危机引发的社会性危机的政治危机日趋明显，中左政党和右翼政党两大阵营围绕紧缩与反紧缩问题，斗争激烈，互不相让。近年来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选举所出现的政治两极分化、党派斗争恶化、社会阶层明显分化等现象就是极化政治的充分表现，多党民主最后变成多党恶斗，政治极化加剧。党派之争引起拥护各自政党的民众对立，扩大了社会矛盾，增加了冲突，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导致族群甚至是国家和民族的分裂。美国两党轮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曾被一些人视为最合理的政治模式，但美国政治极化、党派对峙的“政治病”也最为明显。从制度上看，美国政治极化与其选举制度有关。美国法律规定实行单一小区制度，即一个小选区只能选举一名国会议员或州议会议员，候选人获得简单多数即为当选。单一选区制度限制了美国一些小党的发展，由于小党不可能在单一选区胜出，选民也不愿为他们浪费选票，结果只能是民主或共和党胜出。为了战胜对手，一些党派必须结成较大的竞选联盟，久而久之便出现平分秋色的两大政党竞选阵营。在金融危机推高失业率和贫困化的背景下，美国民众更关注自己的工作岗位和退休金等现实问题。为得到选票和献金，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倾向极端。同时，媒体与选民阵营相互呼应，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得本已对立的两大阵营形同水火，彼此缺乏理性沟通和宽容理解，而温和、理性、折中的声音得不到舆论的肯定。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战开打后，奥巴马高举“公平正义”大旗，强调要坚定捍卫医保、移民、教育等变革成果，维护女性、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利益。罗姆尼则强调美国梦、机会均等、自由企业等精神，坚持小政府，反同性婚姻、反堕胎等保守主张。前总统克林顿为奥巴马站台拉票，声称两党代表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未来，美国人正面临着“一代人以来最清晰的抉择”。意思是说，两党界限分明，别无选择。西方政治极化趋势，是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结构性问题的直接表现，不会因总统换届而不治而愈，将长期存在。

政党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西方政党最终要靠金钱的力量打开权力大门。西方国家政治人物与资本利益集团之间并不是赤裸裸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权钱交易模式，而是通过一种特别的利益输出途径实现的，即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制定出偏向利益集团的公共政策，最终谋求各自特殊利益。这就是所谓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穿梭交叉、双向转换的利益“旋转门”机制。在当今美国，这一权钱交易“旋转门”司空见惯。美国国会议员和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越来越透明，越来越民主化。但金钱政治始终阴魂不散，美国大选依然有不少制度漏洞可钻，正规筹款渠道受限制，而“非直接项目”和小额捐助则被允许。只要候选人与捐助方达成默契，不直接提及选举，钱款仍会“来去自由”。竞选费用逐年攀升是西方选举政治的普遍现象。1860年，林肯被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只用了10万美元，而百年后的1960年，10万美元只能让总统候选人在电视镜头上露面30分钟，而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总花费超过60亿美元，相当于中美洲尼加拉瓜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创下美国总统选举耗资之最。在美国，“有钱能使鬼推磨”，虽然金钱不可能完全决定选举的最终结果，有钱并不能一定会选上总统，但筹措不到足够的竞选资金肯定当不了总统。由于选票绑架了政党，竞选就成为参选人拉票的烧钱比赛，烧钱式的拉票行为孳生金钱政治。与美国相比，日本更是一个金钱政治盛行的国家，竞选一个国家议员的费用均在1亿日元以上。日本的选举表面看以政见为中心，但实际起作用的只有“地盘、口碑与钱包”这三样东西，三者之间的命运共生关系一直为世人所诟病。日本《读卖新闻》社长渡边恒雄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金钱政治有深刻的描述：“为当政治家，就得从大佬那里拿钱。等自己也具备了敛财能力之后，再分配给下面的追随者，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当今日本政界，这是铁律。虽然这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民主离不开金钱，竞选需要大量金钱投入，仅靠个人口才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金钱与选举关联的潜规则意味着表面上平等的候选人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选票公平也只能是金钱基础上的公平。有些人很可能由于经费的原因无法参加竞选，金钱铺垫出来的民主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普通老百姓意愿的人。随着经济自由化、金融化不断发展，金融寡头如日中天，法力无边，日益成为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主宰。西方政治与寡头资本同坐一条船，政客“傍大款”，“金融大鳄”与政党联姻，利益一体，“生死与共”。“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花了利益集团的捐赠，就得受其影响和控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是华尔街惹的祸，但美国政府为避免危机恶化，不得不出手相助，运用纳税人的钱，为华尔街亏损买单。欧洲各主流政党的政策主张虽有不同，但大同小异，都不会得罪大资本，无论信奉什么，都不会舍弃与大资本抱团联姻。金钱政治之所以历久弥坚，其缘由根植于西方政治依循的多数票决定与可以利用金钱得票的矛盾无法解决。

党内民主走向“寡头政治”

寡头政治主要表现为西方政党日益脱离群众，党内事务由党内大佬或精英操控。其原因是西方传统政党的活动方式发生变化，党组织日趋松散，基层组织、党员个人作用不断弱化，而政党领袖借媒体作用突出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形象，党组织日益变成选举机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大党逐渐被党内大佬所控制，大佬在党内常常一手遮天，垄断了党的一切资源。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均是选举党，党的组织结构松散，党员也不受任何约束，除了在大选时参与摇旗呐喊和投票外，并无其他权利和义务。本党候选人作为党的旗帜，可以调动党内一切资源为其竞选服务，党内决策等重大事务主要由总统竞选团队打理。日本自由民主党虽多次上台执政，但党内派系林立，各派大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时都会自立山头，另组新党，寡头政治特点十分突出。英国工党历史上实行集体党员制，各工会及社会团体作为工党集体成员，其领导人往往利用手中的集体票操纵工党事务，影响工党决策。布莱尔任工党领袖以后，对工党集体表决权进行限制，提出不仅要在领袖与议员候选人选举时实行一人一票制，还要在党章修改等重大决策事项方面也要采用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然而，布莱尔为限制党内反对派而实行有引导的民主，实际上是强化工党领袖的权威。虽然他强调扩大党员参与党的决策权利，并在全党开设全国和地方政策论坛，但广大党员在论坛讨论问题是在工党政策委员会提供的框架内进行的，还要受工党派出的“协调者”监督。英工党年会只讨论布莱尔自己领导的政策论坛所提出的文件，只对文件进行表决而不得修改。这一做法，名为加强工党中央的权威，实际上是强化党的领袖的权力。工党对议员和党组织加强控制，由领袖直接任命议会总督导，采取督导谈话警告以至开除出党等做法，控制工党议员。有人称工党改革使党内权力高度集中，权力逐步落入领袖为中心的高层精英手中，强化中央权威是实行新独裁。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金融巨头和跨国公司权力急剧膨胀，要求去政治，反民主，以确保其垄断利益，不断挑战公众利益和民主的底线。与此相适应，西方政党以无休止的选举运动、全民公决、选民公关、精英电视秀等取代传统大众政治，表面上给人以“创新民主”印象，实际上是一种“投机政治”和“景观政治”，不仅不能体现民意，反而使“民主”变得越来越具有“可控性”，政党政治堕落成政治寡头们随意操纵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