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制度难以实施
问:你在《吾国教育病理》中阐述了分流的解决方案,这一思路是如何产生的?在中国现实中存在哪些障碍?
答:通过了解各国教育道路的选择,再结合中国教育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是竞争过于惨烈。这形成了一个态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囚徒困境。素质教育不是靠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端正认识就可以解决,大家都挤公共汽车,上下车的效率很低,但是不挤永远站着,永远上不去。素质教育的谬误在于以为靠某个人或某 个机构端正认识就可以改变现行教育。缓解竞争要釜底抽薪。
德国人在孩子十岁时就开始分流,早分流应该是正确的选择——不要让这么多人陪绑“科举”,有些人可以走别的道路。反观中国现实,我认为我们眼下由于三大障碍实行不了分流。
首先我们办不了德国那么优秀的职业学校。德国的职业教育是双轨制,学生多一半的时间在车间里学真本事,少一半时间在课堂上学,双轨有机结合。而我们的学生学 习三年,只在最后一个学期去实习。德国学生从第一年开始每周都是“半工半读”——两天在教室里学知识理论,三天在车间里学习实干经验。这样学出来是真本 事,就业也更有保证。读大学的人毕业找工作反而更有风险。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德国学生进职业学院出于自愿,我们是被中考淘汰的学生才读 中等职业学校。从微观上说,我们的职校办得不好,吸引不了学生。而宏观的原因在更多程度上决定了职业学校的失败。现在社会阶层结构越来越走向金字塔形,而非中间阶层大的枣核型社会。在中间阶层较大的枣核型社会,摆脱底层地位的捷径是进入社会中层。而在金字塔社会中,因中间层的狭小,几乎不成为一条道路。而 中国基层的农村少年早看明白了,他要是变成技工,还是一个最底层的人,手艺好又有什么用?他连城市户口也没有,城市有多少福利与他不相干。所以农村孩子早 就看清楚了,他要摆脱社会底层地位,只有做比较靠上的城市白领,没有中间层可以选择。为从底层跨越到上层,他只能参加高考,进入职业学校根本没有用,除非 不得已才进入。为什么我们分不了流?农村孩子聪明,你忽悠不了人家。这第一个障碍牢牢地阻挡了我们的分流改革。
第二个障碍就是独子国策。虽 然计划生育从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结出果实是在后毛时代。比如我1950年出生,我同学家里经常有四五个孩子。那个时候,有的孩子没有潜力也没有读书兴 趣,有的孩子有潜力也有兴趣,家里因为钱包约束,就让有些孩子读书有些不读。分流便在家庭层面完成了。现在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争取读大 学,完全不考虑兴趣和潜力,甚至他自己不愿意也要施加压力读。
我书里举了很多传统社会的例子,比如曾国藩的家庭。曾家五兄弟,就出了一个进 士,一个秀才,剩下有的兄弟一次也不考,有的兄弟只考了一两次。曾国藩的年龄比他的二弟大九岁,他二十七岁就中了进士,按理说完全可以照顾弟弟们,但是有的弟弟们不愿参考了。另外像清朝的状元张謇,他在二十岁上下的时候,家里做了一个选择。他家经济情况不太好,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他学习好,走了科举道 路,哥哥就不上这条道了。
毛泽东的家庭也是很典型的例子。毛在长沙读了七年书,而他弟弟毛泽民只读过三年。毛泽东读书的费用相当程度上是毛泽民挣来的。毛家内部完成分流,泽民愿意理财,帮助打理家事。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也很愿意理家,不愿出去读书考科举。现在独子家庭做不了分流,家长就不干。这第二大障碍阻挡分流,极大地助长高考的激烈程度。
问:中国很多农村家庭还是有两三个孩子的,农村地区是不是还在延续家庭分流?
答: 传统社会考科举不是对半开,是一两个考,多数不考。现在农村即使有两个孩子,跟那时候也不一样。科举时代,很多家庭希望最低限度支持考取一名秀才,他就可以支撑门面,如见了县官不必下跪。如朱德家庭有很多孩子,考上一个秀才就够了。我不是说回到多子女时代,我是讨论考生太多的原因。极端的独子政策激发了考 生的畸形膨胀。
官员不需要高学历
问:还有第三个障碍呢?
答:中国有很漫长的科举入仕的传统,改革开放以后干部聘任制改革,抛开军功和劳模,自然就又捡起这个。但是官场入门和晋升强调学历,做得都很过分,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的一种误读。
科举在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功能在于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即哪些人有资格获得上层社会地位。一个新朝代确立秩序后,成员的社会地位不能全靠武力给予,科举成为决定 社会地位的文化手段,而且让众人口服心服。但是考试能力与从政能力在相关性上是存疑的。明清皇帝开科之后,很快就发现有些人不合适。他们甚至在短期内中止 了科举,后来不得已又恢复了。
虽说还是考取的人当官,可官场同时引入了第二和第三力量,这就是幕僚和胥吏。在清朝每个时点上,有两万左右的 文官和百万胥吏,另有两万左右幕僚辅佐,他们三合一维持了官场运作。后两者都是职业性的,比如钱粮师爷和刑名师爷。我们现在没有那两股人辅佐了,都是“科举”考取的人。现在进官场一定要有学历,而且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就变得很荒诞了。
干部学历化对社会具有很大示范效益。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恢复高考,导致很多用人单位迷信学历,展开学历军备竞赛。其实很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岗位不需要高学历。只有政府率先完成认识,在干部升迁上不迷信高学历,企业用人也不迷信,社会上的学历军备竞赛才能逐渐降温。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意识形态就是发展教育。其实像任何事情一样,发展必须适度,所谓过犹不及。没有一件事情是越大越好。
问:现在干部的高学历化的趋势很明显,如国家主席和新一届政府总理都有博士头衔。大陆之外也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政要读过博士,如基辛格和马英九。对于高级别的国家公务员,是否读过某些专业的博士有帮助?
答:拿一两个个案来说,什么样的成功人物都有。从大面积来看,我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从深层来看,别说政要,一个大科学家也未必需要博士学位。爱因斯坦等很多优秀科学家就没有博士学位。如果没有残酷的学历军备竞赛,一个物理系学生读完本科,跟随一些优秀科学家一起做实验,一起讨论,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顶尖科学家。现在一个职业的物理学家必须获得博士文凭,这是军备竞赛的结果。
对于学术界成员,读博的成本不算太高,可是进官场就不一样了。一个人22岁读完大本,是进入基层从事管理,还是继续在学校图书馆泡着,两种历练是很不相同的。提升管理能力,早点做基层公务员我认为效果更好。美国总统历届下来,有些人是学历很高,不过明显做总统不称职。威尔逊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凯恩斯的书谈巴黎和会,威尔逊作为超级大国博士总统,完全被克雷孟梭牵着走,最后缔结了一个很失败的和约,实际为二战埋下了伏笔。基辛格好吹嘘自己,重大决策是政治家履历更深厚的尼克松做出的。
问:回头再说科举。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教育体制,多大程度上继承了科举制的遗产?
答:一半一半吧。文革的乌托邦试验终结以后,中国迅速选择了“科举”的老路,别的民族不一定会这么快。很多普通公民都崇尚一个能够通过教育晋升的社会,这毕竟出于深厚的传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延续的不算太好,因为古代科举制度的设计是非常细致的。现在高考很粗糙,而且是一种全面粗糙,比如一种低劣的手段就可 以作弊,当然这和今天的规模也有关系。
我们现在对整个古代科举的理解,都是非常肤浅的。中国遭到西方文明冲击后,清廷在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人们就忙别的去了,学西学闹革命等等。待齐如山写作《中国的科名》的时候,可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吧,了解科举细部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他把科举的细部写出来已经很难得了,同时代也没有几个人达到他的笔力。我们今天把科举已经忘得非常彻底了,很多科举时代人尽皆知的行话,已经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限制竞争与分配政策
问:你称考试为“军备竞赛”,这是一个贬义词。美苏花了很多钱制造核武器,最后发现大家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安全。所以两国领导人最后坐在一起,讨论同时削减核武器,省下造大炮的钱生产黄油。在考试的竞技领域,你觉得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些限制竞争的措施呢?
答:如果能裁军,肯定大家都有好处,但这只是道理上说。现实中能否裁军,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77年进大学,发现班里有些事情极其荒诞。一些年纪轻的学生非常 在乎分数,然后裹挟全班人复习一些很无聊的题目。你还必须跟着他走,否则你自己考试分数就很低。我当时说过,大家现在复习半个月迎接期末考试,最好准备三 天就考试。三天以内你爱怎么拼命都好——反正三天就完了。我觉得复习三天的考试结果跟复习十五天的结果差不多,名次没有太大变化,可是大家多付出十二天劳 动,代价大大不同。
推而广之,在教育的早期阶段,哪怕通过很简单的考试,筛选出一些优秀学生,让他们读大学就够了。复习越是复杂漫长,大家越跟着受折腾。高级人才的培养,就像选择优秀运动员,重要的是选出好苗子,而不是接受训练。学历军备竞赛上的裁军是非常必要的,可从现实中要怎么完成是个难题。
问: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看过默里(Charles Murray)写的一本关于教育问题的著作,叫《真正的教育》(Real Education)。作者同你持有类似的主张,比如美国应当向德国学习分流。美国和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扩招几乎已经完成,能上大学的人都可以上大 学。在默里看来,很多人不适合接受四年的本科教育,因为语言能力或数学能力不过关。这些人去当个技工更合适,毕业以后挣的钱也更多。这同你的分流主张有什 么异同吗?
答:我没读过这本书,但是听你介绍,我的主张跟他大体相似。我也觉得人的天赋能力有很大差别,有些人不适合很抽象的工作,或不能 够写出很漂亮的文章。我骨子里不能算极右分子,可我信奉英雄史观。英雄史观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帝王将相的版本,另外一个是科技和文化精英的版本。我不信奉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但是我信奉另一种英雄史观,修改科技、文化、制度上的创新,改变了人类历史,构成了人类文明。它是少数人完成的。不管帝制利弊如何, 非秦始皇一人创立,他后面有李斯、韩非,一代法家思想者。多数皇帝对社会历史是没有贡献的。
少数人的历史观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裹挟很多人接受多年教育。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即使最优秀的学生也需要学习很长时间。可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学这些东西,应该设计良好的筛选机制,不让大家陪绑,有人去 做技工或推销员的工作。”那如何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分流呢?要让后者心平气和地接受技工、推销员等工作,给他们的物质待遇就不能太差,乃至要接近所谓精英 们。
问:看来你主张通过再分配政策实现分流。那些英雄人物创造的财富,可以给中下层多分一些。
答:不仅是再分配政策,第一次 分配就不必拉大差距。德国人就是这么操作的。我有一个小学同学的孩子在德国读博士。据她说,孩子的一些初中同学不会读大学,直接就做技工了。等她孩子读博 士的时候,人家开着奥迪找他来喝酒。德国技工的日子过得很愉快,且有尊严,这正是分流的前提。虽说历史是精英创造的,如果精英一定要通吃,地位、荣誉、物 质,一个都不能少,其他人就不会欣然接受分流,会跟你死拼,打得两败俱伤,让所有人的学习变得异化。
问:按你的思路,分流的前提需要整个社会上下层不断博弈,达成共识,利益均沾,这样才好推动。
答:人们有强烈获胜的意愿。我今天上午看了NBA第七场决赛。那么多人看这几个人比赛,可见人类是非常乐意见到胜负分明。只是胜负的定义应该不断地置换,人类 社会的胜负应该是越来越具有象征性和荣誉性,而不应具有强烈的物质性,更不应该是通吃的。人类的物质财富已经积累到足够规模,可以让所有人都过上不错的日 子。即使现在做不到,几十年总可以了。所以我们就别再拿物质生活标榜自己的地位了,削弱收入差距、城乡差别,是削弱高考的基础。
问:最后想从个体层面问个问题。假如今天有个初中学生觉得自己很有天分,梦想今后成为某个领域的人才,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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