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症结与疗救（2）

分流制度难以实施

问：你在《吾国教育病理》中阐述了分流的解决方案，这一思路是如何产生的？在中国现实中存在哪些障碍？

答：通过了解各国教育道路的选择，再结合中国教育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是竞争过于惨烈。这形成了一个态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囚徒困境。素质教育不是靠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端正认识就可以解决，大家都挤公共汽车，上下车的效率很低，但是不挤永远站着，永远上不去。素质教育的谬误在于以为靠某个人或某 个机构端正认识就可以改变现行教育。缓解竞争要釜底抽薪。

德国人在孩子十岁时就开始分流，早分流应该是正确的选择——不要让这么多人陪绑“科举”，有些人可以走别的道路。反观中国现实，我认为我们眼下由于三大障碍实行不了分流。

首先我们办不了德国那么优秀的职业学校。德国的职业教育是双轨制，学生多一半的时间在车间里学真本事，少一半时间在课堂上学，双轨有机结合。而我们的学生学 习三年，只在最后一个学期去实习。德国学生从第一年开始每周都是“半工半读”——两天在教室里学知识理论，三天在车间里学习实干经验。这样学出来是真本 事，就业也更有保证。读大学的人毕业找工作反而更有风险。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德国学生进职业学院出于自愿，我们是被中考淘汰的学生才读 中等职业学校。从微观上说，我们的职校办得不好，吸引不了学生。而宏观的原因在更多程度上决定了职业学校的失败。现在社会阶层结构越来越走向金字塔形，而非中间阶层大的枣核型社会。在中间阶层较大的枣核型社会，摆脱底层地位的捷径是进入社会中层。而在金字塔社会中，因中间层的狭小，几乎不成为一条道路。而 中国基层的农村少年早看明白了，他要是变成技工，还是一个最底层的人，手艺好又有什么用？他连城市户口也没有，城市有多少福利与他不相干。所以农村孩子早 就看清楚了，他要摆脱社会底层地位，只有做比较靠上的城市白领，没有中间层可以选择。为从底层跨越到上层，他只能参加高考，进入职业学校根本没有用，除非 不得已才进入。为什么我们分不了流？农村孩子聪明，你忽悠不了人家。这第一个障碍牢牢地阻挡了我们的分流改革。

第二个障碍就是独子国策。虽 然计划生育从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结出果实是在后毛时代。比如我1950年出生，我同学家里经常有四五个孩子。那个时候，有的孩子没有潜力也没有读书兴 趣，有的孩子有潜力也有兴趣，家里因为钱包约束，就让有些孩子读书有些不读。分流便在家庭层面完成了。现在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争取读大 学，完全不考虑兴趣和潜力，甚至他自己不愿意也要施加压力读。

我书里举了很多传统社会的例子，比如曾国藩的家庭。曾家五兄弟，就出了一个进 士，一个秀才，剩下有的兄弟一次也不考，有的兄弟只考了一两次。曾国藩的年龄比他的二弟大九岁，他二十七岁就中了进士，按理说完全可以照顾弟弟们，但是有的弟弟们不愿参考了。另外像清朝的状元张謇，他在二十岁上下的时候，家里做了一个选择。他家经济情况不太好，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他学习好，走了科举道 路，哥哥就不上这条道了。

毛泽东的家庭也是很典型的例子。毛在长沙读了七年书，而他弟弟毛泽民只读过三年。毛泽东读书的费用相当程度上是毛泽民挣来的。毛家内部完成分流，泽民愿意理财，帮助打理家事。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也很愿意理家，不愿出去读书考科举。现在独子家庭做不了分流，家长就不干。这第二大障碍阻挡分流，极大地助长高考的激烈程度。

问：中国很多农村家庭还是有两三个孩子的，农村地区是不是还在延续家庭分流？

答： 传统社会考科举不是对半开，是一两个考，多数不考。现在农村即使有两个孩子，跟那时候也不一样。科举时代，很多家庭希望最低限度支持考取一名秀才，他就可以支撑门面，如见了县官不必下跪。如朱德家庭有很多孩子，考上一个秀才就够了。我不是说回到多子女时代，我是讨论考生太多的原因。极端的独子政策激发了考 生的畸形膨胀。

官员不需要高学历

问：还有第三个障碍呢？

答：中国有很漫长的科举入仕的传统，改革开放以后干部聘任制改革，抛开军功和劳模，自然就又捡起这个。但是官场入门和晋升强调学历，做得都很过分，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的一种误读。

科举在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功能在于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即哪些人有资格获得上层社会地位。一个新朝代确立秩序后，成员的社会地位不能全靠武力给予，科举成为决定 社会地位的文化手段，而且让众人口服心服。但是考试能力与从政能力在相关性上是存疑的。明清皇帝开科之后，很快就发现有些人不合适。他们甚至在短期内中止 了科举，后来不得已又恢复了。

虽说还是考取的人当官，可官场同时引入了第二和第三力量，这就是幕僚和胥吏。在清朝每个时点上，有两万左右的 文官和百万胥吏，另有两万左右幕僚辅佐，他们三合一维持了官场运作。后两者都是职业性的，比如钱粮师爷和刑名师爷。我们现在没有那两股人辅佐了，都是“科举”考取的人。现在进官场一定要有学历，而且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就变得很荒诞了。

干部学历化对社会具有很大示范效益。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恢复高考，导致很多用人单位迷信学历，展开学历军备竞赛。其实很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岗位不需要高学历。只有政府率先完成认识，在干部升迁上不迷信高学历，企业用人也不迷信，社会上的学历军备竞赛才能逐渐降温。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意识形态就是发展教育。其实像任何事情一样，发展必须适度，所谓过犹不及。没有一件事情是越大越好。

问：现在干部的高学历化的趋势很明显，如国家主席和新一届政府总理都有博士头衔。大陆之外也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政要读过博士，如基辛格和马英九。对于高级别的国家公务员，是否读过某些专业的博士有帮助？

答：拿一两个个案来说，什么样的成功人物都有。从大面积来看，我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从深层来看，别说政要，一个大科学家也未必需要博士学位。爱因斯坦等很多优秀科学家就没有博士学位。如果没有残酷的学历军备竞赛，一个物理系学生读完本科，跟随一些优秀科学家一起做实验，一起讨论，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顶尖科学家。现在一个职业的物理学家必须获得博士文凭，这是军备竞赛的结果。

对于学术界成员，读博的成本不算太高，可是进官场就不一样了。一个人22岁读完大本，是进入基层从事管理，还是继续在学校图书馆泡着，两种历练是很不相同的。提升管理能力，早点做基层公务员我认为效果更好。美国总统历届下来，有些人是学历很高，不过明显做总统不称职。威尔逊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凯恩斯的书谈巴黎和会，威尔逊作为超级大国博士总统，完全被克雷孟梭牵着走，最后缔结了一个很失败的和约，实际为二战埋下了伏笔。基辛格好吹嘘自己，重大决策是政治家履历更深厚的尼克松做出的。

问：回头再说科举。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教育体制，多大程度上继承了科举制的遗产？

答：一半一半吧。文革的乌托邦试验终结以后，中国迅速选择了“科举”的老路，别的民族不一定会这么快。很多普通公民都崇尚一个能够通过教育晋升的社会，这毕竟出于深厚的传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延续的不算太好，因为古代科举制度的设计是非常细致的。现在高考很粗糙，而且是一种全面粗糙，比如一种低劣的手段就可 以作弊，当然这和今天的规模也有关系。

我们现在对整个古代科举的理解，都是非常肤浅的。中国遭到西方文明冲击后，清廷在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人们就忙别的去了，学西学闹革命等等。待齐如山写作《中国的科名》的时候，可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吧，了解科举细部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他把科举的细部写出来已经很难得了，同时代也没有几个人达到他的笔力。我们今天把科举已经忘得非常彻底了，很多科举时代人尽皆知的行话，已经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限制竞争与分配政策

问：你称考试为“军备竞赛”，这是一个贬义词。美苏花了很多钱制造核武器，最后发现大家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安全。所以两国领导人最后坐在一起，讨论同时削减核武器，省下造大炮的钱生产黄油。在考试的竞技领域，你觉得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些限制竞争的措施呢？

答：如果能裁军，肯定大家都有好处，但这只是道理上说。现实中能否裁军，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77年进大学，发现班里有些事情极其荒诞。一些年纪轻的学生非常 在乎分数，然后裹挟全班人复习一些很无聊的题目。你还必须跟着他走，否则你自己考试分数就很低。我当时说过，大家现在复习半个月迎接期末考试，最好准备三 天就考试。三天以内你爱怎么拼命都好——反正三天就完了。我觉得复习三天的考试结果跟复习十五天的结果差不多，名次没有太大变化，可是大家多付出十二天劳 动，代价大大不同。

推而广之，在教育的早期阶段，哪怕通过很简单的考试，筛选出一些优秀学生，让他们读大学就够了。复习越是复杂漫长，大家越跟着受折腾。高级人才的培养，就像选择优秀运动员，重要的是选出好苗子，而不是接受训练。学历军备竞赛上的裁军是非常必要的，可从现实中要怎么完成是个难题。

问：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看过默里（Charles　Murray）写的一本关于教育问题的著作，叫《真正的教育》（Real　 Education）。作者同你持有类似的主张，比如美国应当向德国学习分流。美国和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扩招几乎已经完成，能上大学的人都可以上大 学。在默里看来，很多人不适合接受四年的本科教育，因为语言能力或数学能力不过关。这些人去当个技工更合适，毕业以后挣的钱也更多。这同你的分流主张有什 么异同吗？

答：我没读过这本书，但是听你介绍，我的主张跟他大体相似。我也觉得人的天赋能力有很大差别，有些人不适合很抽象的工作，或不能 够写出很漂亮的文章。我骨子里不能算极右分子，可我信奉英雄史观。英雄史观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帝王将相的版本，另外一个是科技和文化精英的版本。我不信奉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但是我信奉另一种英雄史观，修改科技、文化、制度上的创新，改变了人类历史，构成了人类文明。它是少数人完成的。不管帝制利弊如何， 非秦始皇一人创立，他后面有李斯、韩非，一代法家思想者。多数皇帝对社会历史是没有贡献的。

少数人的历史观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裹挟很多人接受多年教育。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即使最优秀的学生也需要学习很长时间。可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学这些东西，应该设计良好的筛选机制，不让大家陪绑，有人去 做技工或推销员的工作。”那如何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分流呢？要让后者心平气和地接受技工、推销员等工作，给他们的物质待遇就不能太差，乃至要接近所谓精英 们。

问：看来你主张通过再分配政策实现分流。那些英雄人物创造的财富，可以给中下层多分一些。

答：不仅是再分配政策，第一次 分配就不必拉大差距。德国人就是这么操作的。我有一个小学同学的孩子在德国读博士。据她说，孩子的一些初中同学不会读大学，直接就做技工了。等她孩子读博 士的时候，人家开着奥迪找他来喝酒。德国技工的日子过得很愉快，且有尊严，这正是分流的前提。虽说历史是精英创造的，如果精英一定要通吃，地位、荣誉、物 质，一个都不能少，其他人就不会欣然接受分流，会跟你死拼，打得两败俱伤，让所有人的学习变得异化。

问：按你的思路，分流的前提需要整个社会上下层不断博弈，达成共识，利益均沾，这样才好推动。

答：人们有强烈获胜的意愿。我今天上午看了NBA第七场决赛。那么多人看这几个人比赛，可见人类是非常乐意见到胜负分明。只是胜负的定义应该不断地置换，人类 社会的胜负应该是越来越具有象征性和荣誉性，而不应具有强烈的物质性，更不应该是通吃的。人类的物质财富已经积累到足够规模，可以让所有人都过上不错的日 子。即使现在做不到，几十年总可以了。所以我们就别再拿物质生活标榜自己的地位了，削弱收入差距、城乡差别，是削弱高考的基础。

问：最后想从个体层面问个问题。假如今天有个初中学生觉得自己很有天分，梦想今后成为某个领域的人才，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