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症结与疗救

导语：过得很愉快，且有尊严，这正是分流的前提。如果精英一定要通吃，地位、荣誉、物质，一个都不能少，其他人就不会欣然接受分流，会跟你死拼，打得两败俱伤，让所有人的学习变得异化。

郑也夫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刚刚完成一部专著《吾国教育病理》。他惯以两手写作，一手写纯理论的学术著作，如《代价 论》和《信任论》；一手写批评时事的杂文，如《走出囚徒困境》和《被动吸烟者说》。他的新著结合了两者，既呈现对教育病理的追问，也体现了对当下国情的关 怀。

作为知青一代人，也夫曾做过九年知青。这段经历让他对所处的社会非常不满，青年时代就开始求解不合理现象的来源。这一追问促使也夫后来 进入学界，也铸造了他追求真知的性格。多年前我在人民大学读书时，曾听到有位老师半开玩笑地称也夫为“杠头”，也就是北京话所谓“较真儿”的人。既然以问 题意识为导向，他也就不在乎职称评定所依据的那些“学术八股”。也夫在访谈时明确说：“文章能否在优秀的学术期刊发表，我其实无所谓，关键还是伺候自己的 兴趣。生活当中自己看到些问题，求个解就很满意了。”

在受过学术训练的读者看来，《吾国教育病理》并不太像严谨的学术著作，一些细节也未遵 守“学术规范”。这部研讨教育问题的著作，大量参考文献却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甚至生物学文献。《吾国教育病理》看似“四不像”，其实“功夫在诗 外”，它继承了也夫一贯“辐辏式”的治学风格。他撰写一部著作，先确定主题和子主题，然后自己找书东看西看。他无视学科界限，一方面在每个领域都不如专家 精通，另一方面在每个领地都显示出“通人”的智慧。他自称更重视写书，不重视论文，因为后者要伺候很多“八股”规矩和学界同仁的品位。

子 曰：“述而不作”，也夫则喜欢先述后作。他在北大开设“教育社会学”选修课，至今已经讲过三四轮。他一边教学相长，一边阅读积累。据也夫讲，出于对中国教 育的强烈不满，当初开设这门课的时候急了一点，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开始上课。其间时有事情搅扰，最后成书却费了些周折。此书由解析“素质教育”概念开 始，分作两大篇章。作者一边反思中国教育之痛，一边也积极考虑应对之策。为缓解高考竞争之惨烈，他开出了“分流”的药方；为保护创意天才之成长，他提出了 “放权”的建言。

采访也夫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学者的世界不同于常人的世界，进入他们的天地要费力“爬上巨人的肩膀”。在采访中， 我尝试着将也夫引向不同方向，与其他观点产生碰撞。然而，他似乎更愿意遵循自己的逻辑，阐述中国教育当下的病理。在采访开始，我故意问他中国教育有无特别 值得肯定之处。直到访谈结束，也夫思索再三，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既然乏善可陈，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批判之言吧。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郑也夫

高中学习催生厌学和焦虑

问：我和你这代的老师交流，不少人反映，比起你们那一代，现在的大学生读书很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体会？

答： 这似乎是现在学生的普遍特征，有中国独特的原因，也有世界共通的原因。共通的原因包括信息时代各种媒体提供的短平快资讯，使人们不愿再啃大部头的书籍。中 国独特的原因在于高中阶段的教育“异化”。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个性、想象力和世界观的形成都是在高中时期起步的。一个人在高中时从少年变为青 年，心智开始成熟，逐渐感知社会，并为某些事情而着迷。举例来说，曹禺写作的兴趣是在南开中学培养的，没有南开中学就没有曹禺。本该遭遇头脑风暴的阶段， 我们的孩子却整日埋头复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最令人遗憾的事情，就是整整一代青少年高中时代的严重异化。比如，我们院系大都是文科生，毕业的时候大 家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我考他们几句唐诗宋词，这些学生基本不如我熟悉，除了一个学生——他后来考取了国学院的博士。这些人都受过高考的严重摧残。我说到的 诗词多数是他们学习和背诵过的，只是高考后迅速清盘了。

问：大学教育不能扭转这种异化趋势吗？

答： 人们在十六岁和二十岁时的冲劲儿有很大差别，扭转不了高中时候养成的学习惯性。一些人十几岁上高中，养成了学习的惯性；这种惯性不是自己琢磨，培养兴趣， 而是努力打理分数和作业。中学时期学习被逼着，到大学应该换种学习方式。而他们进了高校，又没有人指点及时转向，结果很大比重的人不能及时转向。

除 了学习惯性，大学教师的讲课魅力也是一大问题。我们的高校里充斥着很多平庸的教师，激发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高中生不太会找自己的兴趣，因为接触的学科和信息有限。到了大学开始接触一些的时候，平庸的老师又特别多。有一些老师学术水平也还行，但是讲课内容非常八股，容易培养功利之徒，而非诱发兴趣。这些因素也导致另一批人不能很好地转向。

问：你在北大任教多年，那里的学生应该说是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你觉得他们这批通过高考选拔上来的学生创造力如何，有没有被考试制度削弱？

答： 从道理上说，我觉得应该是肯定的，但很惭愧，我缺乏亲身接触。虽然我每天给本科生上课，其实跟本科生的接触并不密切。我对研究生的了解超过本科生。就我接 触研究生的印象来看，我猜想一些最优秀的本科生可能没有考上研究生，因为研究生考试本身设计就很拙劣，不然可能是另一批人被录取

问：保送生如何呢？他们应当说压力比较小。

答：现在保研主要看综合分排名，这种指标也很糟糕。我提出在保研前要求学生完成毕业论文， 根据论文质量保研。因为毕业论文比综合成绩更能体现一个学生的研究水平，也更能看出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查找资料能力，而不是单纯的考试能力。保研和考研的区别仅在于，前者考多次试，后者考一次试，都不敢令人恭维。理论上老师推荐是很可靠的，如果有些老师长期同某个学生接触，应当比较了解他。可这个办法由于诚信的原因，在中国无法施行——我们面试时，看都不看推荐信。

问：茅于轼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我看到你博客上也写过一篇有关的文章。我想问目前的教育现状如何导致了国人的焦虑？

答： 我们驱赶着大批学生上高中参加高考，本不应该做这样的制度安排，而应该以种种制度安排较早地分流。高教扩招是政治家们采取的教育政策，这一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是令人存疑的。它其实是一个障眼法，在此之下各阶层都觉得扩招符合自己家庭的利益，政治家因而可以获得各个阶层的喝彩。底层的人觉得如果不扩招，我的孩子上不了学，中上层的人也会想，我的孩子可以上更好的学校。

其实扩招只是将竞争延后了。原来招生很少的时候，你的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意味着 他可以找到很不错的工作。扩招以后你的孩子上了大学，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必须读更好的学校，或是拥有更高的学历，于是延迟了竞争。驱赶更多的人参加高考，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现在你要提高社会地位，比拼的是名校和高学历。由于更多人参加竞赛，虽然某些人天分很高，他们想考北大清华， 能力差一点的人还是会对他们造成很大压力。因此，每个人学习的压力，包括尖子生，在扩招以后并没有缓解，更多人产生了巨大的焦虑。

青少年在学习成长过程中，应该感到身心愉悦才对。他们应该玩很多自己想玩的游戏，包括智力游戏，应该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可是我们让青少年很早就变得很功利。他们要考大学，而且要考好大学，在这种压力下拼命学习。一个孩子甚至考不上名牌大学就是失败，我们整个制度造就了大批失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