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他“老邓”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求打倒“党内一小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被迫害致死,而邓小平被解除职务后,于1969年10月下放到新建拖配厂劳动。
那一次,是陶端头一回见到邓小平,“虽然以前没见过,但名字都晓得,是个大官啊,中央首长”。此后的3年5个月,陶排长和这位顶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大官“天天在一起劳动”。
“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他来我们这个厂,我们思想上也很紧张。”他回忆说。
当时的厂领导罗朋曾是邓小平在太行山带兵打仗时的一名部下。老首长要来了,这位党总支书记、革委会主任认为“应该给他一个平静的环境”,于是将厂里“打倒刘邓”等“会刺激邓小平”的标语大字报全部清洗掉。
陶排长说:“如果没有他(罗朋),我们很多事情都拿不准,包括怎么称呼邓小平。”
最后,罗朋对工人们说,就叫“老邓”,也没什么坏意。
当钳工干起老本行
安排老邓做什么还颇费了一番周折。陶排长一开始让这位65岁的“中央首长”用油清洗零件,这也是车间里最轻的活儿。但他很快发现,邓小平做这件需要蹲着做的工作时间一长,起都起不来。
调换几次后,邓小平终于有了固定的工作:钳工。这正是邓小平年轻时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学会的手艺。
陶排长给了邓小平一副工作手套,另外放了一把椅子在他身边,好让站着做工的他休息的时候坐一坐。
工人们原以为像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来厂里劳动只是一个形式,未料他“劳动就是真的劳动”,按时来,到时走,其间很少休息,大热天也不喝一口水,天冷天热出一身汗。邓小平对劝自己休息的陶排长说:“不用休息,出点汗舒服。”
邓小平在车间劳动时不抽烟不喝水,甚至让陶排长误以为他根本不抽烟,直到有一次跟卓琳聊天,才得知邓小平不仅抽烟还喝酒,当时喝的是米酒。
邓小平工作的认真劲儿让工友们“想不到”:不管刮风、下雨、飘雪花,邓小平始终坚持每天到工厂做工;本来他从事的工序是有一个公差范围的,但他却十分认真,做的工“都不要检的”(即免检)。
新建县拖配厂当时年产25部拖拉机,每部车的4个轮胎各需要6个螺丝。用一把钢锯和一把锉刀,每天上半天班的邓小平几乎独立完成了全厂的生产量。
“感觉他的胸怀不是一般的”
虽然是被下放,但邓小平的心情在陶端看来是好的,“他每天来上班,一进门就说‘同志们好’,走的时候都要对大家说‘明天见’。”
邓小平话不多,也不主动跟人讲话。陶端等人就有意找话题跟他聊,“老不讲话也不好”。
一次,车间一位浙江小伙子有意问邓小平:你在北京当什么官啊?陶端记得,邓小平严肃认真地说:“当大官。”
当年的副排长、现年66岁的涂宗礼就没这样跟邓小平“开玩笑”了。他曾私下问邓小平中苏战争打不打得起来,邓告诉他“打不起来”。他又问西哈努克为什么长期在中国,邓解释,这说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真心实意支持柬埔寨人民。
在那3年多时间里,陶端从未听邓小平提起“文化大革命”,也从未见过邓小平像其他一些下放老干部那样发脾气、发牢骚。
“感觉他的胸怀不是一般的。”陶端说。
因为在车间是邓小平的领导,陶端跟他的交流比较多,还要关心他的生活,问他每月口粮定量多少。邓小平说:每月26斤米。问:够吃吗?邓小平:吃蔬菜多一点,26斤米就够了。
邓小平曾对陶端讲,自己刚到新建县拖配厂时,白天晚上都要吃安眠药,过了一段时间白天可以不吃了,再过了一段时间,晚上也可以不吃了。
1971年11月5日上午,在拖配厂的职工食堂里,邓小平聆听了影响他政治命运的一次中央文件传达。这个食堂现已更名为“小平会场”。
陶端回忆说,邓小平听传达时,一本正经地坐着,“两个小时都不动一下”,也没有左顾右盼,当时大家心里想,他是当大官当惯了。
“当讲到林彪摔死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严肃的表情中有一点笑意。”
1973年2月,邓小平携妻将雏,祖孙近十口人,悄声离开新建县。他们要返回北京。临行前,他让卓琳带着孩子到厂里向大家致谢。陶端等十几名工人闻讯赶去送行,邓小平从一个小纸箱中拿出云南麻糖招待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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