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社会舆论——风口浪尖的破与立

从诞生之日起，互联网一向是资本力量的后花园和游乐场。相对其它产业而言，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也是如此，它长期以来得到政府的扶持，而由商业竞争主导市场发展。时至今日，民间商业资本对互联网的运营逐渐臻于完善，腾讯、新浪、网易、搜狐、百度、阿里巴巴等少数强势企业对中国互联网形成了事实上的全方位垄断。

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技术快速普及，网民基数不断扩大，以至于网络生态与社会生态产生了严重的错位，社会各界把网络舆论等同于公众舆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网络舆论影响并放大了某些民生领域事实上存在的突出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特定矛盾的尖锐化、片面化和极端化。不仅如此，网络舆论还开始与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形成越来越深入的交互关系，并在少数突发事件上裹挟绝大多数摇摆不定的中间力量，对政府机构的应对措施造成了相当压力。

在这种乱局里，中国的主流新闻从业人员发现，他们面临的由资本主导的社会大环境和网络小环境，与源自计划体制时期，不断调整至今的媒体管控与新闻教育的兼容性越来越弱。几十年来激烈的社会变革逐渐扼杀了传统宣传话语体系的进步性、人民性和生命力，使其在与西方专业主义新闻话语的交锋中节节败退；而实际上，官方当年推行新闻改革所仰仗的，正是这种所谓“去政治化”和价值中立的传播观念。如此错位的情势，严重影响了中国新闻从业人员对自己、本行业以及社会现实的认知。相当数量的采编人员既不具备宣传素质，又不具备新闻素养，某些从业人员甚至连道德水平都岌岌可危。

网络时代的来临加速并深化了这一进程。2011年5月初，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编委沈亚川（@石扉客，现任《博客天下》杂志主编）在新浪微博中写道，记者面临两条路，“一条是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道路，任何时候都是靠所供媒体的稿子说话，记者个人是隐身在作品之后的；另外一条是社会运动型记者之路，记者的个人化表达和职务行为混同在一起，成为社运型传播复合产品。”2012年1月，新民周刊首席记者杨江在与凤凰周刊编委兼记者部主任邓飞、时任经济观察报总编辑助理王克勤等同行交流之后，发布在微博上的观点更为明确直接：“我认为媒体要改变舆论监督思路，不能再停留在揭示问题的浅层面，记者可以尝试做社会活动家，为曝光而曝光是偏离了初衷，在一些社会问题上，曝光之余可提供另一种视角—问题可以如此解决。要学会并带动公众参与社会自治。”目前主导着网络舆论的媒体人和所谓“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大多持此观点。新闻从业者客观中立的群体本分与社交媒体的交流本质也因此被扭曲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2012年11月，沈亚川在《南方传媒研究》上发表文章，论述所谓“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渗透融合。他明确地把网络舆论场等同于民间舆论场，又把这种新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对立了起来。这和十几年来，国内外各界逐渐把城市中产阶级塑造为中国社会主体的趋势是相吻合的。

实际上，网络舆论与社会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不同的，两者之间固然有交集，但这种交集相当有限。那些以网络舆论代替社会舆论的人无异于水中望月。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截至2012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是42.1%；换言之，还有57.9%的人没有上网。他们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得到了多大程度的体现呢？又比如，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均工资是3537.7元。主导网络舆论议程的网络意见领袖多半在体制内有各种各样的职衔，经济状况远好于此，却每每以民意代表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