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中国：一个比较与反思（5）

四、“政府”在当下：四个复杂性面向

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基本上是通过市场发展、社会力量的崛起并以此驯服了专制权力而产生的，而在中国，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主要依靠政党。作为对特定政治文化背景、特别的政权建设过程以及当下政治权力结构的折射，“政府”在中国当下的意义也就呈现出了更多面向。笔者将这种面向归纳为：其一，继承于儒家帝国体系解体后的官民结构，政府是“官”；其二，近代以来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被注入了民族国家内涵，政府是“公家”；其三，脱胎于革命后政权建设的一种职能结构设计，政府是“有关部门”；其四，政府在党的领导下，政府也是“党”本身。

（一）政府是与民相对的“官”

甘阳（1998：34）认为，所谓“民间对官府”，确实相当传神地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人习惯于依照官民格局来想象自身同政府的关系。虽然康晓光（2009）主张用“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来替代“官与民”的视角，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组成了一个精英联盟的体制，但无论是哪种精英，在民众眼里精英都必定与“官”相联系。这里的官也可以用“领导”或者“干部”来代替。“政府是官”意味着：

其一，官民分立。领导、干部、官员与群众、老百姓、草民的分立（见图4），是“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区分，前者代表着权力和控制。所以交通肇事者会高喊：“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副县长儿子打人后会说“我爸是县长，在永和我爸就是国法”22；后者代表着弱势与被控制，所以“民不与官斗，也斗不过官，能忍则忍，只要不是太过不去，也就算了”（吴毅，2007）。即便企业也会说“我们是在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政府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中国市场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我认为听党的话，按照政府的指示办事，这肯定是对的。”23

其二，官是“父母官”。在党和国家“父爱主义”的自我合法性构建惯性中（科尔奈，2006），“当官要为民做主”仍然是常见的表达，遇到好官，群众也总是体现出对家长般的拥戴，渴望“把好县长肖仁杰还给人民”（王晓方，2007）。即使他们受到了恶官欺负，也总是希望“让领导来做主”，这里所表达的是既非“竞争”，又非“反抗”的“诉怨”（或“诉苦”）关系（吴毅，2007：36）。诉怨（诉苦）反映了民对官的“拟父母”而非“权力代理者”的关系认定。

其三，官享有特权。与民相比，官享有更多特权，而且这种特权理所应当。老百姓眼里的官员可以“因公出国、乘坐公务用车、享受公务接待”24，有特供烟、特供酒、特供茶25，而供给政府部门的食品也必须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26.党政办主任则认为“（政府的高级会所）是招待领导和高级客商的”27，警察也说自己“只为领导服务，领导更重要”28.

在政府是官的层面上，可以看出国家政治结构在形式上虽然发生了较大变迁，但中国人对政府的理解与对朝廷的理解其实并无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