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中国：一个比较与反思

「内容提要」要在中国研究中确立中国的主体性，必须恢复中国概念的本来面目。就“政府”这一概念而言，要靠近“中国的”政府，必须回到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真实运用场景中去感受，去认知，去理解其内涵，进而去发掘原真的而不是已被解构与重构的“政府”。通过“政府”在“西方”和“中国过去”的比较发现，政府在中国当下具有四个复杂性面向，这四个面向也塑造了政府与当下中国人的四种关系结构：它是一个代表“官”的领域，并因其特权而与“民”不同；它是一个与私相对的“公”的领域，在此意义上它也代表国家；它是一种“有关部门”的职能分工，但这种分工仅限于内部分工而非权力分立；它受党的领导，又是党，党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融为一体。

「关键词」政府；国家；党；中国逻辑

一、引言

“中国研究导源于西方的历史，决定了在这一综合性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中国一开始必然是以‘他者’的面貌出现的”（周晓虹，2010）。于是，要真正回答中国，必须在中国研究中确立中国人的主体性。而要确定中国人在研究中的主体地位，则需要更多反思性的解释学使用（哈贝马斯，2009a ），以此回到中国人的意义结构，对其思维进行直接袒露。显然，在众多思维呈现方式中，语言是最直接的袒露方式；同一个概念，在不同语言中被运用的时候，所表达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Mannheim，2003：245）。厘定人们经常使用的关键概念的内涵，是袒露人们思维的重要一环。

项飚曾关注了普通（中国）人的“国家”概念。他认为，普通人的“国家”概念是高度总体性的，中国人不区分地域意义上的国度（Country ）、民族共同体（Nation）、暴力机器（State ）以及行政执行机构（Government）（项飚，2010）。但作为一个概念，不仅“国家”的指代对象本是多元和不固定的①，在变迁的中国，“国家”本身也已不是一个稳定的意义文本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将“国家”视为普通中国人行为中客观存在的、普遍的“解读图式”（赵鼎新，2006：216），就难以解释中国变迁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和解体。

基于类似的目的，本文选择了“政府”这一概念，以理清其被中国人运用的内涵。也即，中国人所说的“政府”到底是指什么。事实上，在中国人的各种表达形式（包括口头表达、新闻报道、政府文件，等等）中，“政府”这一概念是如此被频繁使用（甚至比“国家”的使用更多），以至于几乎很难找到一个人说的话、一篇新闻报道、一份政府文件从来都不提这一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政府”是理解中国的钥匙性词汇——它不仅处于中国公共权力运作核心，也处于中国人②公共想象核心。对中国人所说的“政府”的研究不仅可以弄清楚其内涵本身，而且有可能从独特的角度来窥探中国公共权力运作的逻辑。如何更靠近“中国的”政府？必须回到真实场景中去感受，去认知，去理解。我们需要感受、认知、理解鲜活的“政府”，而不是已被解构与重构的“政府”。

在学理层面，关于“政府”的研究大致有两个视角：第一个主要关注中国政府的结构功能及其行为运作，我们称之为经验视角；另一个试图为中国当代行政实践注入新价值，以建设现代政府，我们称之为规范视角。这两个视角都涌现了大量出色的研究③，并从不同侧面帮助人们了解了中国场域中的政府。但是，在第一个视角下，“中国人”可能消失了，“政府”对于中国人的意义被掩盖在了各种“客观”之下。而第二个视角可能带来的西方中心性质（柯文，1989）则早已受到批判。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作为对象的中国却被置于思虑之外”（沟口雄三，1996：93），这导致我们离“中国”总是差一步。

为了了解当下中国人所使用的“政府”所指为何，我们将在筛选关于政府的一些语句基础上，来展示“政府”在中国人意识中的投射。我们将讨论：政府在“西方”通常指什么？在不同历史阶段，“政府”在中国所指有什么不同？主要的，“政府”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什么？更进一步，我们希望回答“政府在中国”的背后逻辑，也即，到底是什么在影响中国人会这样来使用“政府”这一概念？关于这种使用，我们将关注两点：第一，它所指代的客观结构是什么；第二，使用主体如何建构与这个客观结构的关系。这两个部分的关联度，即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的关系（布迪厄、华康德，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