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讲坛：历代帝王庙的来龙去脉 （4）

康熙认为，作为当今皇帝，我要为前代帝王说句公道话。雍正在第一时间落实了康熙遗愿，使历代帝王庙发生了空前变化。

康熙曾为中国开创了又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盛世。他在位61年，深感在这个古老大国做皇帝之艰辛与不易。康熙在人生的最后两年，十分关注历代帝王庙的入祀问题，他超越了各种纷争，为历代帝王庙划定了入祀底线。

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他颁布谕旨，首先回答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祭祀历代帝王之原因。康熙认为，历史上的前代帝王，子孙后裔难觅，而今天统治天下的人，继承的正是他们创建的功业，所以我们要崇祀历代帝王。二是如何确定入祀标准。康熙认为，对前代帝王的评价远未做到公平合理，致使每朝入祀不过一两位。作为当今皇帝，他要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即只要不是因无道失德而被杀或亡国的帝王，都应入庙享祀。

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康熙又提出两点重要意见。一是对开国创业和治国守业的君臣都要重视。比如在从祀名臣中，开国元勋居多，辅佐太平的功臣很少，这极不公平。二是对亡国之君也要具体分析。比如明朝亡国，并非崇祯之过，而是坏在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故可祀崇祯，不可祀万历、泰昌、天启三帝。对于康熙的这两次圣谕，大学士们花了很长时间领会研究，最后礼部拿出了总体入祀164位帝王和79位名臣的方案，但未及上报，康熙就在当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去世。刚刚继位的胤禛（其时尚未改元雍正）要求速办，于是赶在年底之前，就落实到了历代帝王庙。

可以说，康熙对为什么要祭祀历代帝王的理解，极为深刻、独到。他由此确定的入祀底线，既大度包容，又不失标准，也不绝对化。可惜，康熙未能看到结果，便溘然长逝，但康熙的思想却给后来的雍正、乾隆帝指明了方向，确定了基调。

雍正帝在第一时间落实了康熙遗愿，使历代帝王庙发生了空前变化，从过去只崇祀少量的开国君臣到大量入祀了治国守业的君臣。雍正在位13年，5次亲祭，大修庙宇，还亲书了《历代帝王庙碑》，反复论证了治国守业君臣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历代王朝开国之后，只有出现或继世而生，或间世而出之英明睿智的守成之主，才能使功绩重光、德教相续，呈现出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至于治国名臣，比起那些开国元勋来也毫不逊色，他们的功劳益于国家社稷，他们的品德堪为股肱重臣。

雍正帝本人，就是一位艰辛勤政的守业者，他对治国守业的重要性有切身体会。在他看来，历代帝王庙只崇祀开国君臣，存在重大缺失，国家的长治久安，更需要治国守业的明主良臣。雍正帝的这些阐述，是对康熙之意旨的极好发挥。

乾隆说，其实在入祀的历代帝王中，没有几个值得效法的人，但值得引以为戒的人和事，却实在太多。

乾隆皇帝在位时，历代帝王庙已历经明洪武至清雍正，凡三百多年，有了很大发展。他还能为历代帝王庙做些什么呢？事实证明，乾隆的建树与贡献更加卓越。他从25岁继位到75岁高龄，6次亲祭、5次赋诗、4次撰写碑文，10余次颁布谕旨，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重修历代帝王庙，把正殿规格提高到了“乾清宫”“奉先殿”级。这项工程从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实施，离雍正上次大修，尚不过30年。乾隆特地从皇宫府库中拿出银两重修，是为了在更加庄严壮观的历代帝王庙，宣扬他的祭祀思想。

二是提出“法戒论”，并作为祭祀要义。乾隆二十九年，历代帝王庙重修告竣。乾隆皇帝第三次亲祭历代帝王庙，亲书《重修历代帝王庙碑》及《长律述事诗》，集中阐释他的“法戒论”。主要内容是：在历代帝王治国理政的传统中，值得效法和引以为戒的经历都有，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历代帝王安邦治国的作法中，本身就包含着效法前人的功德与力戒前人的教训。效法与戒鉴，密不可分；三皇五帝的崇高功德是历代君王效法的楷模，夏商周之间的相互戒鉴，是最经典的事例；历经百世之后，比较历朝帝王，到头来都是一个亡国的结局，这就像房屋变成废墟一样可怕。祭祀历代帝王，本意就是在无形之中得到告诫和警惕，或是学习圣主明君的成功之法。此时，乾隆帝五十有四，为政近三十年，他把“法戒论”作为历代帝王庙的祭祀要义，是乾隆主政、治学与庙祭紧密结合的真知灼见。

乾隆帝步入晚年后，深感时不我与，多次强调戒鉴和警惕的迫切性。他在65岁后三次亲祭历代帝王庙。在他撰写的诗文中，更加直白地袒露了自己的内心感受。他说，其实在入祀的历代帝王中，没有几个值得效法的人，但值得引以为戒的人和事，却实在太多。他在祭祀仪式上，想到的是令人恐惧的帝王兴衰史；身虽已在回宫途中，心却仍流连于帝王庙内，故而久久不能平静。大清子孙要想成为万世无疆的庇护者，就要知道敬畏，千万小心根基的稳固，真正做到戒鉴与警惕。这是他不忍心说，但又不忍心不说，而不得不说的话。可见乾隆心里很明白，所谓历代帝王，就是帝王兴衰和改朝换代积累的结果，他从这里，已经多少感受到了居安思危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