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笔杆子”问题（2）

这些还只是“笔杆子”问题中的冰山一角，因为我们并不掌握全面的数据和信息来显示问题的全貌。但这些已足以显示媒体存在的问题之严重程度，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媒体的领导和舆论引导能力在下降，反党势力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对媒体的渗透不断加剧。

我们党向来重视“笔杆子”问题。“笔杆子”关系舆论导向，舆论导向关系到民心向背。“笔杆子”控制在代表不同利益的人手里，就会有不同的宣传导向。一个政权的稳定来源于政权本身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不是某个法律法规的狭义合法性，而是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或者说“正当性”。如果能够控制一个国家的舆论机器，就能够影响这个国家很多民众的思维意识和行为选择。近几十年来，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

苏联的瓦解无疑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媒体充斥的这些对苏共历史和社会现实进行妖魔化的各种消息，最终摧毁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心，从而使得一个世界上有着最强大武装力量的国家，被极端右翼势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瓦解了，“笔杆子”最终战胜了“枪杆子”。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和苏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舆论的导向和控制问题，这无疑是这些国家的长期相对稳定的关键因素。以美国为例，美国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同时，对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进行严密保护和控制。美国的言论自由以不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国家利益为边界，绝对不允许美国的主流媒体充斥反对美国制度的声音，决不允许任何挑战所谓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广泛传播。50年代针对媒体界的左倾声音，美国开展了忠诚调查运动和麦卡锡运动对媒体进行大清洗。60年代，美国又开展了针对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媒体大清洗。1967年美国546名反越战人士被捕，包括儿童文学家斯托克、诗人金斯伯格等，还导致《纽约太阳报》被数度关停。白宫发言人称：“国家意志，是不可触碰的底线”，并通告处罚《纽》的原因是其与境外势力勾结。这次清洗一致持续到1977年，基本上清除了媒体界的不同声音。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意大利，二战后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贝卢斯科尼拥有500多家企业，包括意大利最大私营电视台和最大的出版社，占据着意大利商业电视市场90%的江山，触角甚至延伸到法国和西班牙。当西班牙《国家报》刊登贝卢斯科尼与裸女狂欢的照片时，当意大利左翼报纸《共和报》不断刊登他与18岁少女名模的隐秘之事时，贝卢斯科尼毫不在乎:“我丝毫不惧怕，这些照片并不代表什么，也不是什么丑闻。”事实上他确实无需惧怕，因为这些媒体在意大利影响不大，而贝卢斯科尼掌控的媒体几乎从不讨论这些问题。正如巴斯大学的意大利问题研究员菲利亚-阿鲁姆所说：“虽然贝卢斯科尼在1994年才踏入政坛，但是他已经利用自己的传媒集团影响意大利十几年了。贝卢斯科尼对媒体的控制是其多年不倒的主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同样出现过舆论导向问题造成严重政治后果的情况。例如，当年那场风波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失控的直接产物。从当时有“风向标”之称的社科院《苏联东欧问题》杂志就能很清楚的看出这一点。1988年12月出版的《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6期）《苏联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一文毫不掩饰对苏联舆论失控的羡慕：“曾几何时，‘斯大林主义’这个西方世界的咒语，竟得到苏联舆论界的青睐:‘扭曲’、‘变形’这样的字眼竟与‘社会主义’结伴而行；斯大林的名字后面出现了‘独裁’和‘罪行’；而布哈林竟被称为‘列宁的接班人’，西方学者的文章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共产党人》杂志的圣殿……在苏联历史上，意识形态从未出现过如此民主、宽松、活跃的局面。即使50年代的‘解冻’时期也无法与之相比．改革浪潮为意识形态工作开辟出新的前景，带来了新的特点，同时也赋予它新的历史使命；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可靠的理论和思想保证。”到了1989年4月出版的《苏联东欧问题》（1989年第2期）《匈牙利关于多党制问题的争论》更公然支持匈牙利实行多党制：“苏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得好：‘关于可能实行多党制问题……应当由(各个)国家的负责领导人决定。在一个国家内建立多少党派的问题或制订任何党的制度问题‘都根据内部的需要，而不是理智性考虑’。今天，社会主义已经冲破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新的模式尚在探索之中。波日高伊前不久指出，‘过去的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不能受过去的禁令的束缚’。匈党领导愿意‘把自己树立为一个样板，一个实现变革的实验室’，他们这一独立思考，大胆探索的政治实践无论成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事业都能提供有益的经验。” 要知道，该文的作者汪毓清可是素以比较“保守”闻名的！至于“开明”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就不必重提了。试问，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出乱子有什么奇怪的呢？不出乱子才奇怪了吧？